七 “章罗同盟”

作者:政治类

  7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说: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
  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
  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
  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章罗同盟”这个缩写的专有名词。缩写是最常见的语言现象之一,有些好几个词组成的专名,全称太繁,可以截取其中少数文字作为代表。例如毛泽东笔下出现过的“杨罗耿兵团”[1] 就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飙指挥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的缩写。“章罗同盟”的构词法与此相同,其全称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社论中“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也可以读作“风浪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造起来的”,“其源盖出于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社论中又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更可见“民盟”和“章罗同盟”是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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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4页。

  不过,这个提法对于中国民主同盟显然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民盟中央的一些人希望只要章伯钧罗隆基两人承担罪责,从而减轻整个组织的责任,于是就悄悄改了一个字,改为章罗联盟。7月1日的社论发表之后面天,7月3日民盟中央的整风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责成罗隆基交代四个问题:1.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2。和储安平事先商量他的发言稿的问题;3.小集团的情况;4.章罗联盟问题。(7月4日《人民日报》)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题目就是《章罗联盟的透视》 (7月11日《人民日报》 ),他大约是采用“章罗联盟”这个提法的第一人。只是同是在这一次人代会上,民盟北京市主委吴晗作批判发言,都还是采用“章罗同盟”这个提法。(7月7日《人民日报》)

  后来的批判文章,几乎全是采用“章罗联盟”这个提法了,似乎是章伯钧罗隆基二人结成了联盟。不过这样说有一个困难,就是这是两个长期不和的人。他们之间的不和可以追溯到1945年10月民盟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那时民盟内部多数人不满秘书长左舜生的把持操纵,拟议推出罗隆基取而代之,只是因为章伯钧不同意才打消了这个计划。

  民盟高层人士都知道他们二人的这种关系。马叙伦、高祟民、胡愈之、吴晗的批判发言都透露出了二人不和的真相。马叙伦说:“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 ”(6月19日《人民日报》)高崇民说:“章、罗两人本来是勾心斗角的,但近年来联合起来了。”(7月1日《人民日报》)胡愈之说:“章、罗两人是有矛盾的。”(7月 11日《人民日报》)吴晗说:“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7月7日《人民日报》)怎样才能够把一对多年的冤家说成是联盟呢?马叙伦的解释很干脆:“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另外的几位也都是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来解释的。把两位副主席分工合作的工作关系说成是一种政治联盟的关系。

  当年对反右派斗争颇为积极的千家驹,晚年对反右派斗争转变为批评的态度,说“章罗同盟”是千古奇冤。

  罗隆基本人也呼冤。他在给沈钧儒的信中说:

    “‘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
  知道。 经过3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
  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

  从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看,他始终都是用的“章罗同盟”这个提法。当报纸上众口一词,都说“章罗联盟”了,他依然不改口。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 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都是讲的“章罗同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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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0页,第475页,第492页。

  如果用“章罗同盟”这个缩写,就根本不会发生是否冤案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概念,与章罗二人个人关系的好坏并无关系。这里不妨用一个另外的例证来作类比,曾经有一些出版物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缩写为蒋党;桂系,阎锡山,都曾经与蒋介石兵戎相见, 可是他们又都属于蒋党。 蒋党并没有能够做到他们的《党员守则》所规定的“亲爱精诚,始终无间”,“章罗同盟”内部有不少恩恩怨怨,又何足为奇呢?

  毛泽东在6月10日写的一个指示中说:

    “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
  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
  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
  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
  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
  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
  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
  好的。”

  这是毛泽东对章伯钧,对罗隆基,以及对章罗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亦即“章罗同盟”的看法。不过他也指出了,民盟除了百分之十以上的右派和反动派之外,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正因为如此,不直接说民主同盟而说“章罗同盟”,对于稳定民盟内部这百分之八九十好的或可望改造好的人的情绪,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他们,显然是有利的,对于动员他们去揭发和批斗章伯钧罗隆基等百分之十以上的右派和反动派,更显然是有利的。

  这里,分别来看看章、罗、同盟这三者的情况。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枞阳人。早年留学德国,在德国结识了朱德和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党。北伐战争中,邓演达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章在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来他脱离了共产党,同邓演达等人一道创建了一个被人称为第三党的政治组织,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之一。1933年福建成立反蒋的人民政府,章伯钧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担任经济委员兼任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章伯钧为十七个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1947年,根据章伯钧的意见,第三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章伯钧是个一直热中政治活动的人。当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鏖战方酣,他看到未来的政局将在战场上决定,对军事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他的农工民主党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1947年他在香港,要担任过国民党第五十军军长的杨子恒代表农工民主党,同另一个民主党派的尹某组织了一个民主行动委员会,秘密进行军事活动。据杨子恒说,那时章伯钧设想中国实行联邦制,主张三分天下,共产党治长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东南。淮海战役之后,章伯钧又派李述中往来于福建、台湾、香港之间,策动福建独立。又派云应霖在广东组织武装,号称民主救国军。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章伯钧又派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主任和汤恩伯部参谋长的武思光回到家乡湖南,组织起一支号称湘西人民革命军的武装。此外,在江西九江等地、浙江诸暨等地,都有所组织。这些队伍,都各有人枪数百至数千不等。这里附带说一句: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些当年为章伯钧抓武装的杨子恒、李述中、云应霖、武思光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章伯钧在军事活动方面,还应该提到他参与了对敌军吴化文、张轸等部的策反。打人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担任代参谋长的刘宗宽是农工民主党党员,第二野战军联络员就藏在他家里,对于二野进军西南的作战起了内应的作用。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他出身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天津南开大学,担任上海《新月》月刊和天津《益世报》的编者。

  他是一位学问文章都很受人尊重的学者,同胡适、梁实秋、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吴景超、华罗庚、钱端升等人都有交情。他之所以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之中,是因为他早就希望创造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从而对国家的前途发挥自己的影响。 他在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人做武人的走狗” 的情况:“如今国内一班声名赫赫的长衫政治家,那一个不是奔走匍匐于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为文人的身分悲,为国家的前途悲”。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倘使中国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创造文人的势力,中国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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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月》月刊第3卷第2号所载评论《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的书评。

  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1931年他与张君劢等组织再生社,翌年改名为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前身)。1941年,他也是民盟的十七个发起人之一,参加了民盟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法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

  罗隆基的政治观点,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所作的书面检讨中说,他“回国以后,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路线。”(7月16日《人民日报》 )从这种英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出发,他完全不能忍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在《新月》月刊上发表多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指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就是“以党员治国”,国民党说的“党外无党”,“毋宁谓之‘党外无民’”。罗隆基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这班非党员的小民,确确实实是剥夺公权的罪犯。我们小民除了纳捐,输税,当兵,供差的国民义务外,享受了哪一种权利?……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4] “如今的党治,在内政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乱国;在外交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亡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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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见《新月》月刊第2卷第8号,第3卷第12号。
  [5] 见《新月》月刊第2卷第8号,第3卷第12号。

  从这种英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出发, 罗隆基那时也同样不欢迎共产主义。 在《新月》 月刊上, 他发表了《论共产主义》(第3卷第1号)和《论中国的共产》(第3卷第10号),这都是万字以上的长文。前一篇,他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经济理论、革命策略、理想社会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举出一些统计数字之后说: “共产派的人或者要举出钢铁大王, 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一班人来做‘富者愈富’的证据。然贫者愈贫,的确不是美国的事实。”表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点,总括他的看法,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是揭发无余;对将来社会的建造,是全无把握。他的经济的理论已成过..(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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