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章乃器与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

作者:政治类

  要讲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就得从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讲起。

  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了合作化gāo cháo。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gāo cháo》的序言中说,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1956年1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向毛泽东报喜:首都已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北京市长彭真同时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日报》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这消息广播开去,全国紧跟上来, 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gāo cháo。1月18日,天津和西安也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 接着又来了上海。到1月底止,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此事的得失,薄一波在多年之后谈到,有这样三条“缺点和偏差”:

    第一,“由一家一户的核算改为全行业统一核算,实际上把注意精打
  细算的私营企业纳入了吃‘大锅饭’体系;实行定息之后,资本家的利润
  所得同企业脱钩,使资本家不关心原来企业的经营好坏了。这些缺点,从
  长远看对生产力发展不利,而且也是一个短时期内发生随意并厂并店,拆
  毁厂房铺面,丢弃原有设备而造成损失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假使
  当时不搞得那样匆忙,多花一点时间探讨社会主义改造的多种形式,情况
  可能会要好些。”

    第二,“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从‘gāo cháo’
  开始,党中央就明确宣布:公私合营之后,对原企业私方在职人员实行包
  下来给以安排的方针。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合营之后的
  公私关系,薄一波说:“少数公方代表态度生硬,缺乏协商精神,认为和
  私方人员商量不出什么名堂,分了工也负不了责,对私方人员的合理建议
  也往往是置之不理。私方人员中,尤其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中,有不少
  能干的人,他们有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本领。对他们弃置不用,对发
  展经济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来说,都是一个损失。”
    第三, 由于在“gāo cháo” 中对小业主、小商小贩的处理意见不明确,
  “因此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按行业卷人了公
  私合营,拿了很少的定息,没有想到,他们从此就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
  不少人在后来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有的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吃了不少
  苦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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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0~432页。

  这些问题薄一波说得很概括,本书下面就要写到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对这些就谈得更具体、更尖锐,给人的印象也更深。如果要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工商业改造这一事件的根本教训当不止上述三条,当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时,这也就是人民内部亟需调整的重要矛盾之一。

  对于这些情况,毛泽东也逐渐有所了解。1956年12月间他三次同来京出席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人士谈话,谈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说,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工业的。又说,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在这几次谈话中,毛泽东流露了在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想法。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很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毛泽东甚至设想: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 从这几次谈话中看,毛泽东是有意解决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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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3~435页。

  整风运动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在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几天之后,又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请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开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从5月15日至6月8日举行。 换句话说,就是从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一天开始,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这一天为止,正是反右派斗争从开始布置到公开揭幕这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座谈会,李维汉回忆说: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5月中旬。 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
  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
  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
  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
  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
  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
  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
  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
  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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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4~835页。

  主持会议的李维汉是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可是到会的工商业者并没有想到座谈结束之日即反右开始之时,还是对前段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

  一些人提出了公私合营企业管理上的弊病,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借社会主义建设。(5月16日《人民日报》)

  一些人谈到合营之后私方人员生计困难。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40元左右,家里六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 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5月16日《人民日报》)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据湖南代表反映,gāo cháo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经叔平提出,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就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 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5月19日《人民日报》)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私方人员的关系上,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说,公私共事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私方人员的职权问题。许多私方人员反映他们的苦闷说:多做了工作,怕被说成是争夺领导权;少做了又怕被批评为不负责任,觉得进退两难。 (5月29日《人民日报》)湖南省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在私方人员的安排方面,有的有技术却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经验却安排下车间。在福利待遇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 (5月16日《人民日报》)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安庆市国葯总店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神气起来了。私方人员就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胡庆照还说,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 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5月17日《人民日报》)广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 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7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6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模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他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5月17日《人民日报》)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说她到西北视察,看到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以后的情形。她说,当初在迁厂迁店时就有盲目性,没有很好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像皇帝选妃一般,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吃饭住房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此外,胡子婴还谈到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都得不到解决。谈到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等等等等。(6月5日《人民日报》)这就是那篇李维汉听了觉得有些不好办的发言。李维汉是多年之后写的回忆,有记得不很准确之处。照他说的,似乎是黄炎培在胡子婴之后说了些类似的话,其实胡子婴是在6月4日才发言,这时座谈会已经临近结束。 而黄炎培的发言是在5月25日。至于李维汉说的两篇发言有类似之处,却是一点也不错的。黄炎培也..(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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