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

作者:政治类

  教育界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之一。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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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页。

  当年高等学校划出的右派分子,许多却并不是以教授的身份被划的。像6月6日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同章伯钧座谈的民盟六教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葯眠,就是以章罗同盟骨干分子的身份,像山东大学教授陆侃如,主要就是以九三学社青岛市主任委员的身份,报纸上宣布他罪状的文章,标题就是“陆侃如想把‘九三’ 分社变成反共司令部”(7月21日《人民日报》)。还有一些教授,是因为攻击了肃反运动,例如孙大雨。

  那么,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有些什么独特的内容呢?一件大事就是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 前面第二章已经说过,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民主人士的谈话中,是说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的话。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听了很觉得兴奋,就在5月5日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上作了传达。 随即又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期刊出了章所作的传达。据章伯钧说,“毛主席说,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这些意见传播开去,立刻在高等学校引起了热烈的响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5月20日在该校民盟支部座谈会上作了赞成“民主办校” 的发言。他主张将来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他说,为了加强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将来应把两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他甚至提出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不过,他没有忘记说:我们考虑改变一下党委制,绝不是要党委退出学校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6月4日《光明日报》)

  因为毛泽东4月30日提到了民盟和“九三” ,九三学社也就闻风而动。他们从民盟借抄了章伯钧关于“撤销学校党委制”的传达记录,由九三学社的一些地方组织,像青岛分社,也从当地民盟组织得到这份传达记录,加以翻印传播。陆侃如后来交代,他看到这个记录稿,就觉得正中下怀。他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支部联合召开的民主办校座谈会上说,党委制与“三害”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党委会不撤销,“三害”就永远除不掉。他在校刊《新山大》发表《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一文,表示赞成撤销学校里的党委制。在这篇文章里,他还说批评他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这棵所谓‘毒草’ 还是毛主席亲手种下的”。(7月21日《人民日报》)

  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否定这份传达记录。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在8月初连日举行扩大会议。 会议的内容,据报道是“批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关于批发‘撤销高等学校党委制’的错误记录、近二年来他所一贯坚持的大发展和长时期以来他的个人专断作风等重大错误”。“会上很多同志指出:从民盟借抄的经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篡改了的关于‘撤销学校党委制’错误的传达记录,是经过许德珩仔细批改后签发的,并且接着还批发了普遍布置传达讨论的通知。由于这一错误文件的下达,在鸣放期间给九三学社很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社员引出了错误的政治方向, 在不少高等学校起了点火作用”。(8月29日《新华社新闻稿》)
  这也是陶大镛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判的重大问题之一。陶又是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 6月20日他在民盟市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办校”问题。他说:“章伯钧所作的传达,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于是,在我的思想深处,就把章伯钧的歪曲了的传达埋下了根,我坚信不疑,总以为高校党委制一定会撤销了,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其他问题。在这个错误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之下,我以为已经摸到了‘底’,就比较放肆地在座谈会上附和与提出了关于‘民主办校’的一套错误的看法,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也未能及时地予以分析和批判。”陶大镛的检讨继续说:“在这里,我必须向民盟市委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不但帮我发现了这次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后来又找来了一份毛主席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最可靠的原始记录。”他说的“最可靠的原始记录”是这样的:“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这个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土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大家看一看,这一段话与章伯钧的传达相去多远啊?毛主席明明说是‘恐伯不合适’,章伯钧和罗隆基却篡改为‘首先撤销’!这不是在偷天换日吗?这是何等丑恶的歪曲!这是何等卑劣的伪造!这又是何等阴毒的手法!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要搞这一手呢?很明显,他们企图混淆视听,夺取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因为,在全国高等学校的教授中,民盟盟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民盟中央工作简报》既在全国范围的盟组织中发布,这就很容易在广大教授中散布谬论,说什么高校党委要不得啦,快撤销了,它势必会影响党的威信,削弱党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这样,章伯钧、罗隆基所热中的所谓‘教授治校’的那一套就吃香了,它的结果当然只会把高等学校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多么毒辣和阴险的勾当!”(6月24日《北京日报》)

  宣布章伯钧的传达是歪曲,篡改,伪造,是错误文件甚至是谬论,当然大大有助于教育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不过,如果将章伯钧的传达记录和“最可靠的原始记录”对照来看,就会发现二者文字当然出入甚大,但在有意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这一点看,却说不上有什么不同。语气上有所不同的原因,是章罗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理解,故意写得更确定一些呢,还是正式的记录稿为了不致贻人口实,故意写得不那么确定呢,这就不知道了。

  也是受到4月30日毛的这篇讲话的鼓舞,5月13日,章伯钧、罗隆基约集民盟中央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决定成立“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和“监督、争鸣”等四个临时工作组。其中“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由黄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北京大学)、侯在乾(中国人民大学)、李西山(清华大学)、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陆近仁(北京农业大学)等人组成。他们讨论的结果,由黄葯眠执笔写成了《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这个文件说:

    “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
  是由于:

    “一、有许多党员同志对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认识不足;

    “二、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
  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

    “三、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
  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以为一切由党员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
  导;

    “四、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
  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
  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以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着
  一些问题。

    “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
  苏联,采取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
  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制表示了不少意见。但究竟什么是
  学校的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的规
  定。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里面的‘党组’有什么分别,它和校长、
  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系里面,党总支书记(党总支书记常常是
  兼系秘书)和系主任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
  于这个制度,我们还没有研究,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

    “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
  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多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
  职无权,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
  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
  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在这样概念地叙述了高等学校的情况之后,这个文件对于今后的做法提了四点建议:

    “一、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任务是党内党
  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二、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
  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三、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为教学和学术研
  究服务。

    “四、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
  的吸收教职员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关于党的领导方面,这个文件提了这样一些意见:党委或党组对学校内的工作只作一般原则性的规定,关于具体的工作应分别交由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去作详细讨论。党通过党组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中贯彻下去,但贯彻的时候必须注意灵活性和伸缩性,要耐心地用道理来说服人,不应强制执行。党委或党组在讨论学校工作时,可以约请群众列席参加。党委负责人应抽出一定时间学习一门业务,指定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人士定期(假定每一个季度一次)举行联席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如遇有重大事件,重大变革或措施可以召集临时会议。

  关于校务委员会,这个文件提出: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教授、副教授应在校务委员会占多数。校务委员会应着重讨论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制度和人事问题。如学术研究计划、教学计划,如教师的聘任、升级,留学生的选拔等。一般的行政事务工作,交由学校的行政会议去讨论。但其中比较重大的项目,如预算、决算,如基建,如重要的人事变动等,都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校务委员会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党的负责同志应把党的政策方针加以说明,并陈述党委或党组的意见。(陈述意见可以精简扼要,不必长篇大论)校务委员会根据这个方针和意见加以讨论。(必须避免一切规章制度都由党委会决定,交由校务委员会形式地通过的办法。)学校内的一切措施和重要的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校务委员会的通过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校务委员会的决定交由校长负责执行。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议,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这个决议第二次再被通过时,则..(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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