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作者:政治类

  《文汇报》是一张在战火中诞生的报纸。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一些报纸不愿接受敌方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 一些有爱国心的报人于1938年1月在沦为“孤岛”的租界创办了《文汇报》。这张报纸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日立场。出刊才半个月报社就挨了炸弹, 炸死一人,伤二人。到1939年5月终于被迫停刊。抗日胜利后复刊。1946年内战爆发, 《文汇报》即倾向于支持共产党方面,因而于1947年5月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复刊。可是,到1956年4月,它又一次停刊了。

  第一次停刊,是被迫;第二次停刊,是勒令;而这一次呢?却是“自动宣布停刊”的。

  这一张很有特色很有读者的报纸为什么要“自动宣布停刊”呢?当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停刊之后,整个报社的工作人员都到北京去参加《教师报)的工作。那时教育部要模仿苏联,出版一张《教师报》,这一批有经验有才能的报人正好派上用场。教育部要办《教师报》,不去另外调集人员,却这样成建制地接办改组一张现成的报纸,想一想就知道这里面必有文章。事实上也确实是因为这时《文汇报》已经有一点办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觉得办不下去了呢?徐铸成说了当时的情况:
    “解放之初,我在北京是了解中央对过去的一些报纸是重视的,是希
  望我们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有些具体领导新闻工作的同志,却对我们
  这些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
  义国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他们对我们这些报纸一向采取改造和
  逐步消灭的办法,特别在彭柏山当宣传部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文汇报》
  和《新民报》 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 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高压下,
  《文汇报》几乎寿终正寝,幸亏中央发觉得早,才使《文汇报》又复刊了。
  听说消灭《文汇报》改出《教师报》的方案,就是彭柏山提出的。”

    “我名义是社长兼总编辑,严宝礼同志是副社长兼管理部主任,但是
  实际上,说好听一点我们也只是可有可无的顾问,坦白说,我是长期以来
  不看自己的报纸的,不是不关心,而是凭我三十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和良心,
  我是不忍看这样满纸教条八股的报纸的,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一位党员
  副总编辑,他从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文化程度似乎也不那么高明,但他
  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条八股。他
  把上级的指示当作领导的秘本,不和群众商量,也不在编委会认真的讨论,
  我们常常要像猜谜一样听他的说话,究竟是他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市委的
  意图?另一位名义是秘书实际掌握管理和人事大权的同志,也是气焰万丈,
  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文汇
  报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
  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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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徐铸成《“墙”是能够拆掉的》,载1957年5月19日《文汇报》。

  这一位党员副总编辑1955年调来的时候,曾经很坦率地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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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徐铸成《“阳谋”——1957年》,据《新华文摘》1989年第2期,第143页,以下引自该文者不再注明。

  徐铸成在这里说的是彭柏山应对此事负责。到1989年说的却是,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认为上海的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3] 。这两个看似不同的说法其实是可以调和的。柯庆施提出了消灭《文汇报》的任务,担任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就提出一个实现这任务的方案。上海是多了这张报,教育部正要人办张报。这样移花接木似乎是一个两全的主意。只是到了具体实施这方案的时候,彭柏山早已被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被打倒,不能再过问此事了。当年徐铸成只能以被打倒了的彭柏山为靶子,直到柯庆施死了并且被否定了之后,才能将责任归到他名下,这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可悲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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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徐铸成《“阳谋”——1957年》。

  正当《文汇报》在上海停刊,《教师报》在北京出刊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时候停掉这张联系了相当数量知识分子作者和读者的报纸真不是时候。为了推动百家争鸣,开辟发言之地,几乎是《文汇报》刚刚停刊就有人考虑它复刊的事了。复刊《文汇报》这主张,是毛泽东首先想到,或是别人想到向他建议,弄清楚这一点并不重要。总之这主张必定是他赞同的。

  7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要他们立即写出《复刊后言论方针》和《复刊计划》两份方案,迅速送中共中央审批。当时徐铸成向张际春提出的一些要求,后来也得到了满足。例如在人员方面,他要求把已经在《人民日报》工作的钦本立还给《文汇报》,要求把一些原在《文汇报》工作过的得力的编辑记者从各处调回来,要求把那两位无法合作的仁兄调离《文汇报》,这些都做到了。

  至于要写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徐铸成很费踌躇。他想,中央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它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他心中无底,于是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讨教。邓拓说:

    “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
  能畅所慾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建立了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要首先说
  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
  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
  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自己封锁多年,
  你们应当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
  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
  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
  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经验,谈谈这些问题。
  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
  可避免地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gāo cháo。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
  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些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
  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谈好的,
  不谈问题。你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
  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gāo cháo的到来。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
  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苏联
  和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为历史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
  南亚及西欧各国, 在这方面《文汇报》 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
  《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
  以弥补我们的不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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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转引自徐铸成《“阳谋”——1957》。

  徐铸成大体按照邓拓说的这些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送给张际春。张当面详细看一遍,对徐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也就批准了这个方案,批文中特别写明“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10月1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从7月上旬开始具体谈论这事,到出报才花了两个多月,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说是不多见的。这一方面说明徐铸成这些人是干事的人,特别是复刊《文汇报》这事使他们兴奋,激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干劲。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共中央迫切希望这张报纸复刊,把这事作为推行新方针的一项重大措施,因而给予种种便利,排除种种障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的支持这一条,决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办成一件事情的。

  《文汇报》一复刊,徐铸成立刻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这不但是他的事业,而且可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一定要办出一张他理想中的报纸来。后来他以颇为自得的心情回忆复刊一段时间的情况说: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是贯
  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之文章外,还连载了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魏文伯、
  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
  闻乐见,耳目一新。附页中有彩色版,主要为实行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
  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
  等。极受读者欢迎。……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
  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宦邦显同志赴四川,金一毛同志赴浙
  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极精彩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了作家撰写作品,
  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这里说的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是她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写的一本新书《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写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范长江看了这书,推荐给徐铸成翻译连载。那时中国还只有很少数人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是《文汇报》上连载的这篇作品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第一次让人们比较详细地知道苏联的肃反是怎么一回事。从而也引起读者思考1955年中国的肃反运动。说点火,这篇作品也起了点火作用的。

  1956年底到1957年初,《文汇报》组织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发表了钟惦棐(署名朱煮竹)的《为了前进)、转载了《文艺报》的评论(电影的锣鼓》(也是钟惦棐执笔),还有一些别人的文章,尖锐地提出了电影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刚发表了几篇文章,就受到猛烈的围攻,于是报纸只好发表了一些肯定电影工作几年来的成绩的文章。

  1957年3月徐铸成应邀赴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 当面夸奖他: “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同时毛泽东还肯定了《文汇报》关于电影的讨论。他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前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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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8页。

  毛泽东这一次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的情况,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详细说过了。徐铸成听了这些谈话,兴奋,陶醉,产生了一种知遇之感。他决..(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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