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作者:政治类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大体上说,有两大任务,或者说有两条战线。一个任务,是打击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 特别是百花齐放方针所鼓舞起来的自由化倾向。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的口号之后文艺界出现的一些作品(包括文艺理论方面的作品),已经使一些习惯于斯大林——日丹诺夫文艺政策的人忧心忡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像4月号发表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6月号又是他的《本报内部消息》,9月号又是何直(秦兆阳笔名)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些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作品,这些在反右派斗争中都是批判的对象。前面提到过的《电影的锣鼓》当然也是。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其实是文艺界反右派的第一枪。只可惜他们“超前”了几个月,那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反右, 他们不听号令就先干了起来, 结果挨了好几回批评,演了一出《三岔口》。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另一任务,是趁这一场斗争的机会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像反对丁陈反党集团,反对冯雪峰,就都是这一性质。像丁玲和冯雪峰,在30年代就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他们从来没有,后来也没有自由化倾向。如果反右派斗争的任务仅仅是打击自由化倾向这一项,那是轮不到他们也划右派的。丁玲在反右派斗争中作检讨的时候说到了这样一件事:“反右派斗争期间,作协作家支部开会,杨朔同志谈了对整风简报的意见,我谈了浦熙修来找我的经过,会议开得比较沉默。这时陈企霞发言了,提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应讨论何直的论现实主义一文,及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一文。……跟着艾青发言了,而常常是沉默的罗烽也跟着谈到何直的文章,响应陈企霞。”(9月3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24次会议上)丁玲没有说她自己的意见怎样,从她的转述中可以知道,艾青、陈企霞、罗烽他们以为,成问题的是何直和钟惦棐,而不是他们。可是跟他们的设想不同的是,他们作为右派分子受到斗争,还在何直、钟惦棐等人之前。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一开始,首先受到集中批判的,是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其实是1955年肃反运动的延伸。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写了一篇《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说明了此案的始末。摘录如下:

    “批判丁玲、 陈企霞开始于1955年8月。从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
  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 对丁、陈批判斗争,参加者约七十人。9
  月30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
  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
  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
  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的题为《关于丁玲、陈企
  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
  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我是这个部务会议的参加者。

    “我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草拟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
  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
  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
  表现。
    “报告中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列人 ‘反党小集团’ 的李又然两人的
  ‘托派嫌疑’,说‘党组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当时这二人已由公安
  机关实行‘隔离审查’)对丁玲的处理,报告中则说要‘审查她被捕在南
  京的一段历史并作出结论;对她的错误,如何处理,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
  认识和检讨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

    “这个报告引起我的一些疑问。‘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
  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
  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
  丁玲是反党小集团为首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
  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这些疑问,从
  报告本身得不到解答。

    “1956年5月初, 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
  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和审理予以否定。 5月22日他们恢复了自由。陈企
  霞被释放后,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情
  况不符。 5月24日,由我和主持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崔毅和作协党组的
  代表参加,一起听了陈企霞的申诉。他把他和周扬之间的分歧作了全面的
  陈述。其中有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相互关系问题。陈企霞认
  为,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没有根据,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
  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是崔毅主持谈的。他从头叙述
  了他同周扬的意见分歧。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据崔毅同志向我反映,在
  他听来,李又然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见得李是错的。

    “丁玲在1955年被批判后,安排她到颐和园独自‘闭门思过’。1956
  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
  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
  题’这个任务。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
  共五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进行。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
  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
  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
  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
  周扬参加。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
  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情,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
  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
  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
  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
  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
  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
  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
  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地知
  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
  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1]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
  ‘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
  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
  ‘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
  什么作家呢?’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
  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
  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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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曾经这样评价丁玲的不是别人, 正是毛泽东。丁玲1948年6月14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她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主席坐在空地的躺椅上,他很鼓励我。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第7页)也许她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人员讲过这段往事,于是他们就这样挂像片了。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部长(引者注:陆定一)主持,专
  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
  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
  求明确指示。”部长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
  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
  部长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
  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
  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向中宣
  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
  这是几年来反复几次还没有得到处理的大事。这种情况,引起了部长的重
  视。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部长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
  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
  有这样的话:‘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
  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
  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
  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
  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
  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
  会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
  尖锐,态度也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次, 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炎黄春秋》1993年5
  月号,第10~15页)

  这是一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的前夕的情况。这时,是有意否定肃反运动中提出的“丁、陈反党小集团”一案的了。这也是与当时有意复查和纠正肃反错案的意图相一致的。到了反右派斗争起来,这一切又立刻全部翻了过去。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一个多月之后, 于7月25日复会。在休会的这段时间里,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为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加码,明确提出右派分子“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这也就为把丁玲陈企霞这些党员作家划为右派淮备好了政策依据。具体到这一个案件,这一个多月的休会时间也正好为斗争作准备。据当时《文艺报》报道:“在第三次会议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了与陈企霞有密切关系的柳溪的反党言行,柳溪向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坦白交代了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罪行,使这一个反党阴谋得以进一步暴露,这个阴谋集团的缺口就被打开了。”(《文艺报》1957年第19号)

  7月25日复会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实际就是对右派分子丁玲等人的斗争会。据《文艺报》的这篇报道说:“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参加会议的有党..(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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