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作者:政治类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葯界等。”(10月19日《人民日报》)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已经简单说过了,这里来说一说其他几个界别。

  先说科技界。 前面已经说过,5月13日民盟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临时工作组,其中一个组是研究“科学规划问题”的。这个组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位科学家负责。他们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这事也被宣布为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一篇《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受到了集中的批判。最早来批判的是郭沫若,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作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人家不过是提了几点意见,一共才谈五个问题吧,而批判者称之为一个“科学纲领”,真是抬高它了。

  这个《几点意见》提出的第一条意见,是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郭沫若批判说:“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了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样的批判很有分量。只是这意见书的原文中并没有“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了浩劫”这样的话,原来这是批判者从别处移来以坐实“危言耸听”这个断语的。而且,原文说“保护”,并不是指受到威胁或者迫害的意思。原文对“保护”所作的说明是:

  “我国目前科学家还很少,科学基础还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可见这里所用的“保护”一词,只不过是一种特别强调的修辞手法,意思不过是格外强调保证科学家工作条件的意思。其实像保证工作时间,解决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配备助手等等问题,都是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提出来了的。[1] 周提出这些,是改善党同科学家的关系;民盟跟着提出这些,郭沫若就说是离间科学家同党的关系了。说相同的意见都不行,就更不要提不同的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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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页。

  这意见书说,“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地进行,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这对加强科学研究的领导有积极的作用。……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又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

  郭沫若批判说,这就是“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这前提和这结论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郭沫若没有说。

  意见书说,“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主张的只是业务与政治并重,而且一视同仁的仅限于人民内部,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当然不包括在内,应该说是下笔时很有分寸感的。可在郭沫若看来还是不行,认为这是“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当然不行,与之对立的,应该是无产阶级真实的不平等观才是好的了。郭沫若阐述了这种无产阶级观点,他说,“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来加以改变吗?”

  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见书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它说,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意见书认为,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对于这种意见,郭沫若批判说,“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这个意见书中还有这样一段:“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够妥当的。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每一措施、每一阶段或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

  对于这段话,郭沫若在这次大会发言中却没有加以批判。不是不想批判,而是一时还没有想好怎样立论。 过了两个多月,他想好了,9月18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这样批判说:“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准‘学者们’从事科学研究,只准他们作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事实是这样吗?暂且不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体现着客观规律的,也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们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 ”(9月19日《人民日报》)一个说是“偏向”,一个说是“光荣的职责”,同右派分子真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了。 不但要批判意见书写了什么,还要批判它没有写什么。郭沫若在人代会的那篇发言说:“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据此就定性说,这“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没有提到什么就是反对什么!

  郭沫若总结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他代表中国科学家们宣誓: 要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7月6日《人民日报》)

  意见书的五位作者中,曾昭抡和钱伟长二人被划了右派分子。另外三人联名在6月26日《光明日报》 上发表检讨《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承认自己政治警惕性不够,也为自已作了点解释,说是他们因事因病没有完全参加会议,特别是最后由不在五人小组之内的费孝通修改过的文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送走了。

  华罗庚在听了郭沫若的批判发言之后,表示完全接受。他在这次人代会上的大会发言中说, “郭老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远远地比我们6月的初步检讨更为深刻。 ”(7月14日《人民日报》)他还说,虽然他和童第周只参加了两次碰头会,并没有参加定稿,但是在见到该稿并且发现其中有一些原则性错误的时候,却未加否认,这是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他说,以自由主义态度来对待政治生活,是随时会上右派分子的当的。他表示愿以这个事件作为教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7月14日, 中国科学院召集在北京的科学家一百多人开座谈会,批判民盟提出的这个文件。主持座谈会的郭沫若说,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郭沫若问曾昭抡、钱伟长说,你们身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唯恐中国科学院工作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是何居心?

  曾昭抡、钱伟长在会上交代了起草意见书的过程。曾昭抡说,他一再热心发起对于科学体制问题的讨论,主要是想让民盟抢先一步走,是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思想在作怪。钱伟长说,他的错误主要是出于个人野心,他十几年来打算在中国办一所像美国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一样的理工大学,这所学校在各方面都起领导作用,这个学校以科学研究为主,教学为辅。在科学规划问题上,他是耍两面派,为了个人野心,他不同意把科学研究集中到科学院去,但他在科学规划委员会说了谎话,只说高等教育部不重视科学研究。

  参加起草意见书的另外三个人也在这天的座谈会上发了言。千家驹质问曾昭抡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童第周又说了一下他参与此事的经过。华罗庚又一次表示了悔恨:我嗅觉十分不灵,犯了错误,对不起人民,要作为教训,今后下功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他并从他的亲身经历说明今天有了党的领导,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比解放前不知要提高了多少倍,而右派分子竟提出要“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一种血口喷人的诬蔑。在这天的会上,李达、王亚南、 茅以升、杜国庠、何作霖等人也对民盟的这个意见书作了批判。(7月15日《人民日报》)

  座谈会在7月16日、 22日、24日这几天继续举行。几天里共有的人发言还有90人作了书面发言。发言的有赵九章、钱学森、杨石先、张光斗、黄子卿、张维、翦伯赞、冯德培、陈望道、侯德榜、傅鹰、陈建功、石志仁、郑奠、王葆仁、杜庆华、傅承义、严济慈、杨钟健、柳大纲、侯外庐、关肇直、范文澜、施履吉、范长江、尹达、郭永怀、吴有训、罗常培、刘东生、巫宝三、陆远九、林鸿荪、林榕等人。作书面发言的有郑振铎、罗尔纲、陆学善等人。

  千家驹在22日的会上作了《接受惨痛教训,深刻检查自己》的检讨。他承认在提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上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他说,这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政治上是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第一炮;在思想上,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他说,我是研究社会科学的,而且一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竟至于政治麻痹到这样不可救葯的程度,可以解释的唯一理由就是在我思想深处有和这个反动纲领相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反动纲领起共鸣,还不只是“和平共处”而已。他说,反动纲领中的反动论点和我在今年4月底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中的一次发言对照, 可以看出它们是互相合拍的。第..(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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