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斗争百景

作者:政治类

  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篇讲话中说,“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怎样围剿呢?“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斗争会怎么开法,各地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个例。

  沈阳师范学院的张百生、黄振旅二人合写了一篇《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课题》,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于是他们学院在6月28日、29日、7月1日、3日和5日连续几天举行争辩会,批判他们。

  在6月28日第一次争辩会上, 张百生首先声明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辉煌的成就,写文章时因为写得很匆忙,而且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同时觉得一提成绩就千篇一律,所以写得很少,今天要再估计,不得不简单提一下。他说,比如没有土改,就不会有新中国,不能奠定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没有抗美援朝,就很难设想有今天这样读书的环境;没有三反、五反,就不能有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不能保证有今天这样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没有镇反,就不可能获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不知有多少工厂、桥梁要被破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他又说,这些更正并不表示他们接受了批评。

  不但有教师和学生发言批驳。7月1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县姚千户乡乡长姚恩林和五位农民声称代表全乡农民发言。姚恩林说,我们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了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非常气愤。大家都要放下锄头来找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为了不影响生产,我们乡、社干部一再劝阻他们,最后派了我们几个代表来与张、黄辩明是非。

  姚恩林说,张、黄两个人说合作化是“中央一声号响”,“大多数的农民怕戴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我作农村工作已经五六年了。1952年和1953年我在北郊财落堡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事实是:“黑社”比我们政府批准的社还多。要不自愿,为什么要组织黑社?当时我们的干部正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是小脚女人,曾经去拆过“黑社”,因此我们下乡的时候,老百姓不给我们饭吃,骂我们是绊脚石。自从毛主席批评以后,我们的脚步才迈开了。有没有不自愿的呢?有!有些地主、富农,特别是土改后新上升的富农,他们看到合作化后不能剥削人了,不大愿意参加。但是广大农民参加了合作社,他们孤立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不得不也要求入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也向他们交代了政策,他们一定要参加,也不能不让他参加。这能叫做强迫吗?谁要这么说,就是替地主、富农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作辩护。事实证明,合作社的确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有个农民叫裴庆芳,1953年秋他退社了。1954年他就垮台了。车卖啦,拉下了饥荒,1955年他又申请入社了。就是通过合作社这种优越性的教育,吸引了广大农民参加合作社。这能叫做强迫吗?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合作化运动不顾时间、条件、地点,事实完全不是这样。1956年以前,农村的阶级已有分化,一些单干户卖掉了土地,开始出卖劳动力,另外有些人却成了富农。如果不合作化,阶级的分化还要大。张百生说不顾时间,难道得等到恢复了封建社会,再搞一次土地改革,然后再来搞合作化吗?这也不合乎发展规律啊!(掌声)我们农民再不要给人扛大活啦!(热烈的掌声)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合作化不顾地点,姚千户乡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张百生先生不愿意听,那么我们就谈谈离我们二十的邻乡——白清塞乡丰收农业社,那里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是生地。合作化以后开了二千多亩的水田,能种花生的山地都种了花生,不能种地的山坡栽了树,因此去年每个劳动日分两元多钱。三个普通劳动力做250个劳动日,就分五百元,按一户五口人计算,每人就是100元。另外还有副业。山区的合作社不但巩固丁,而且受到了政府的奖励。这不是地点吗?(掌声)我们社是平原,张百生先生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掌声)

  姚恩林说,再讲讲条件。张百生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两千年前的农具。是的,生产关系先进,农具落后,用句新名词,这是个矛盾。可是不能说弯弯犁就不能合作化,用旧农具我们也增产了。“五三”社去年打了四眼大井,安了一台锅驼机、三台电力机,把一千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没有合作化就不可能做到这样,我还没有看见旧社会的大地主能一下子把一千多亩地变成水田。

  姚恩林说,张、黄两个人说咱们下边干部水平低。的确没念过中学,也没进过大学,就是农民,一看就看出来了。(台下齐笑)开始的时候,工作混乱,真是脑袋疼。原来都是管自己那个小家,现在要管一千来户的大家,不仅种地,还要养猪,养鸡,还得摆弄机器。要大学生去,他们不去。要初中生来,他们说要升学,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干。那个没戴帽子的(他用手指着在旁边坐着的农民代表朱恒普)就是我们的锅驼机手。(鼓掌)他没有文化,政府扫除了他文盲,又举办训练班,叫他学习,也学来学去就知道了又是什么活塞,又是什么杠杆的。他不仅懂得了理论,操作非常熟练,还可以保证不出故障。(鼓掌,再次鼓掌)我不是抹杀学生的作用,可是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不像样子了。(热烈鼓掌)这是旧社会的看法。党和政府关心农民,采取了很多措施,培养和提高了我们。我们那里也有专家。看起来养几千只鸡不算什么,那玩艺死起来也没治,可是就不死。(掌声)

  姚恩林说,农村最大的变化,不仅是遇不着要饭的啦,而且鳏寡孤独、老弱残疾都得到了“五保”待遇。所以有人要拆散合作社,“五保”户们说我们找他算账去。现在农村没有扛大活的了,没有卖地的了。没有阶级分化了。我们这么说,写文章的人如果晃脑袋,就一定领他们去看看!(掌声)

  姚恩林说,关于肃反问题,姚千户乡杀了两个人,一个是警察署署长,后来又当了伪保长。是他先杀人,我们后杀人,他杀过人,我们才杀他。另一个也是这样。这两个人不杀,他们还要杀我们,这两个人不杀,群众也不答应。在唐家屯一个人也没杀,因为他们没杀人。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一个社一个乡里代表不了全国。我们说:我们一个乡一个社能办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都会办好的!(鼓掌、再鼓掌、再次鼓掌)

  张百生、黄振旅在姚恩林发言之后作了一点辩解。说他们所说的“全面冒进”,不是指农业,而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在7月3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市铁西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金宝荣就“全面冒进”一说驳斥张百生和黄振旅。他说在1949年沈阳市就出现了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已有八年历史了。早在1954年政府就在三个月内接到占总数五分之一的12000名手工业工人组织合作社的要求。 当时干部有右倾保守思想,不批准,他们就拿着报纸拉着干部的手去找手工业局长,质问为什么不执行党中央指示。铁西区在合作化gāo cháo以前就有九个黑社。他问道:这能说手工业合作化是冒进吗?他接着说:有一个103个人的社,开初只有12元资金,但是现在有45000元了。还有一个153个人的社, 开办时买两元钱纸得向人家借,但是现在却有了16万元资金。全区百分之九十六的社员比合作化前增加了收入。49个社中已有43个社实行了公费医疗,一个患肺病的社员治好病花了1600元,他感动地说:若不是合作化,他的生命和他一家人的生活就得垮台。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千山、汤岗子等疗养院休养。合作化不仅使社员经济生活上升,也促进了他们文化的提高,3400人当中,如今有一千多人进了文化学校。手工业工人们知道,这种生活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因此,当他们听说张、黄要“取消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时,怒火冲天,表示坚决不答应。

  农民、手工业工人发言以后,张百生、黄振旅仍不承认错误,说姚千户乡不能代表全国农村情况。7月5日,从张百生的家乡辽阳县安平区四方台、旭家沟、石桥子乡的农民代表从一百多里外赶来参加争辩会。

  四方台曙明合作社的主任王惠龄说:我就是张百生一口咬住“冒进”的四方台人,今天社员一定要我来跟他辩论辩论。他说,我们合作社一百七十多户农民,除了几户以外,都是欢欣鼓舞、自觉自愿地参加合作社的。只有几户我们没有强迫、但也不是真心自愿入社的。那就是:张百生的姐夫,他原来是富农,家里有胶皮车,后来看到人家都入社了,雇人雇不着了,没有办法才要求人社,入社前还把胶皮车卖了。另一家是张百生的舅舅张振洲,是伪保长、反革命分子,当年耀武扬威,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一年,他当然不愿入社。再有就是张百生的表兄张右明,富农、反革命分子,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三年,这样的人自然也不大愿意入社。张右明常常夸张百生,双手翘着大拇指说:“张百生这小子真这个,竟敢整党中央和毛主席!”

  据报纸报道:“王惠龄揭这些底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张百生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王惠龄一定要张百生回答两个问题:一、说冒进了有什么根据?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二、说合作化冒进,山区不该合作化,代表谁的利益?王惠龄说,这是代表富农、地主说话,仅仅代表你舅舅、表哥、姐夫这些反革命、富农的亲戚!张百生也真是罪孽深重,祸延他人,他的舅父、表兄、姐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牵连,不清楚,但至少是又让人提出来数说一顿。

  王惠龄还驳斥了张百生说农民生活赶不上合作化前的谬论。他列举事实说:现在青年穿皮鞋的有五六十个,我也有,今天没穿;穿大衣的二十多个。如果说生活低,为什么过去没有买,合作化以后才买呢?戴手表的也有三个两个,这是历来就没有的。

  旭家沟乡红星社主任徐文良说;我跟张百生是一个堡子的人,最知根知底。他小时候的事我知道,我小时候的事,他也知道。他说山区就不能办合作社,我现在就讲我们是怎样办起了合作社的。1955年12月23日那天召开的人社报名大会,去的人非常多,个个都争先抢报第一名,把玻璃都挤破了。这还不是自愿吗?张百生说山区合作化要慢慢化,我们村就是山区,越是山区越要合作化。合作化后我们南沟栽果树,北沟放蚕,开了三百多亩水田。所以农民一听说你主张“解散合作社”就来火了,一位72岁的老大爷(五保户)跟我说:“主任!是要解散合作社吗?谁说的我找谁,让他养活我!”张百生!群众都认为你是给地主说话,要拿起锄头打你。据报纸报道:张百生最后表示要向人民请罪。(7月11日《人民日报》)

  找来一些工人农民斗争右派分子,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办法。像在上海市人代会上斗争孙大雨的时候,据报道:“工人代表卫雪珍、吴良先、胡伟康等对孙大雨的反动言行进行了说理斗争。申太染织厂工人代表王启发说:孙大雨说肃反是‘肃革’,证明孙大雨是完全站在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说话。南洋烟厂女工代表卫雪珍等驳斥了孙大雨的‘工人阶级没有知识’、‘不能领导革命’、‘不能领导建设’等谬论。卫雪珍说:我们厂里一部车子两个半工人生产,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一百一十六万元的财富,而两个半工人每月只要一百七十元。她责问孙大雨:你每月拿了国家四百六十二元,可买大米三千多斤。两年拿了一万多块,你到底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事?有的代表说:人民把孙大雨送到十八层楼上去(孙大雨住的十八层楼的公寓是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住的),孙大雨却要把中国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孙大雨完全是忘恩负义之徒。孙大雨在代表们的严正驳斥..(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十四 斗争百景第[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