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一次伟大胜利的大会

作者:政治类

  在反右派斗争gāo cháo中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又把斗争推到新的gāo cháo。 7月15日会议闭幕,《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的胜利》。社论这样描写了这次会议:

    “从大会的各项报告到小组的讨论和大会发言,一直充满了反对资产
  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代表们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散布
  的错误言论,证明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
  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论大会发言中和小组讨论中,代表们(除极少数
  右派分子外)都表现了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愤慨,表现了对共产党的路线政
  策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的热烈拥护。代表们还揭露了许多右派分子的反动
  活动。他们的义正词严的责问,迫使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不能不低头认罪。
  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对这次会议确切的、概括的说明。

  曾经在报纸上公布:已经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6月3日在北京召开, 要求所有代表在5月30日以前报到。过了一个星期,报纸上又公布了会议改期举行的决议,改为6月20日召集,推迟了17天,没有说明改期的原因。

  改期的原因也许不止一个。但显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等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修订本正式公布之后再开会。最初决定的6月3日,是无论如何来不及了, 只好推迟会期。曾经准备在6月15日左右在报上公布这个文件,因此就决定改20日为召集的日期。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文件终于在19日见报的缘故:不能更早,也不能更迟了。

  20日至25日这几天是预备会议。据新华社报道:“预备会议期间,各代表组将讨论毛泽东主席今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报告,并对预决算和年度计划等问题进行座谈。”跟3月间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全体会议不同,那一次是从与会者聆听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的录音开始的;这一次可没有录音听了,他们只是阅读刚刚公布的已经同录音有了许多不同的文本。代表们就根据这个文本,特别是其中新加的六条政治标准,发出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预备会议的小组座谈中,反右派的气氛的已经相当浓烈了。代表中的工农业劳动模范都斥责了右派分子,一些知识分子身份的代表也斥责右派分子。湖南省代表、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说,右派把中共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误解为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长期共存下去的想法。他说,那些忘记了社会主义,企图把资产阶级思想巩固下来,甚至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6月22日《人民日报》)

  预备会议期间,许多小组代表批判了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竑、储安平等人。费孝通在江苏代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台湾报纸利用了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说明了他的立场和思想感情都是有问题的。他说,他已经向右跑了, 他感到很危险,要转变过来。(6月23日《人民日报》)山东省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谈到他们的学校的一些情况,他说,有小部分学生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谩骂教授“愚蠢”、“无知”,甚至制造谣言,向外校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散布反动言论,校内外的右派分子相互呼应,相互影响,这就值得我们广泛注意。(6月23日《人民日报》)

  几天预备会议之后,26日会议正式开幕,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从头到尾贯串了反右派精神的报告后来没有编入《周恩来选集》,这里只能据当时报纸引用。周在报告中说:

    “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
  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的
  观点出发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他们企图
  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
  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他们的目的
  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报告中还有:

    “有人主张或者赞成把股息延长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
  一次付清,有人说股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说资产阶级分子
  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
  加危险的敌人’。”

  这是批判章乃器李康年等人的。章乃器表示过对于“脱胎换骨”这提法的反感,周恩来问:资产阶级得到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又有什么不好呢?报告还说:

    “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
  ‘党天下’ , 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这是批判储安平的。报告还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定了许多重要
  的法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完全无法可循’”,这是批判杨兆龙等
  人的。

  报告中说,“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批判彭一湖等人的。不久以后制订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把统购统销列为不容反对的基本政策之一,谁反对了谁是右派分子。

  对于一些最普遍的右派论点,这篇报告都作了反驳,例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报告是这样反驳的:

    “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
  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
  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
  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抽象的论
  辩,这应该说是很高明的。只是回避了一点:这问题为什么提得这样普遍?
  是不是因为共产党内专业人才不足,就把数量相当大的一批并不称职的党
  员摆在领导岗位上去了呢?一定要把内行摆在被领导的地位,把外行摆在
  领导的地位,是不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发言的代表都表示拥护周思来的报告,声讨可恶的右派分子。湖南省代表舒新城在小组讨论中说,这个报告对右派分子击中了要害,驳斥得有力。他说,当初他听到“党天下”的说法和“定息不是剥削”的谬论时,只感到他们的话荒谬,连常识问题都不懂,没有想到这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重大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认真改造自己,只有有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才有勇气站出来和右派分子斗争。 (6月28日《人民日报》)江苏省代表小组的郑振铎和王绍鏊都说,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宪法规定的。右派分子不是不懂宪法,而是别有用心。(6月28日《人民日报》)

  文化部长沈雁冰在大会发言中说:正像周总理所说的,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就不但否定了政治领导,也否定了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人们当记得,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沈雁冰以文化部的情况为例说到外行领导内行这问题,真是说得又痛切又生动。两个月过去了,他的见解大有提高。在这篇大会发言中,他又是以文化工作为例,说,看目前的事实, 决不能说所有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是外行, 而且“内行”和“外行”也是相对的、可变的。有些同志即使过去是外行,现在却已经或者正在变成内行,或者经过学习以后可能变成内行。(7月14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的报告中说:“右派分子还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认为,只有像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才是最民主的。”周恩来批驳了这种意见。他说,在我们这里,“选举制度首先是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周恩来的这个论点也在代表中得到了响应。辽宁省代表、劳动模范施玉海在小组讨论中说,右派分子说我们国家不民主,如果不民主,我们这些劳动人民能在这里开会讨论国家大事吗?北京市代表小组讨论时,老舍、乐松生和张友渔等代表也都表示,我国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主要体现在选举时都经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又在选民中充分酝酿,保证各阶层各民族都有代表当选。他们说, 不然,像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人是很难当选为人民代表的。(6月30日《人民日报》)这议论很精彩:既宣扬了选举制度的优越性,又调侃了不识相的右派分子。稍有一点自相矛盾之处的是,一定要把选民所厌弃的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辈选出来,是不是也算是对选民的意志不够尊重呢?

  周恩来的报告中还说:“现在还有人企图抹杀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拔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说的是龙云在人大常委会讨论国家决算预算时发表的反苏言论。龙云的这些意见,当时在人大常委会上就遭到了批评。现在国务院总理在向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批评。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好些代表都在大会小会上批判龙云。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云南省代表小组讨论中说,苏联对我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真诚无私的帮助,苏联和中国都在进行建设,我们不能损人利已,假如采取“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态度,还能算朋友吗?假如削弱了苏联,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我们自己的削弱。关于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时运走一些机器的问题,梅益认为苏军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装备,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制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 (7月2日《人民日报》)梅益在此时此地说这些话,是很合时宜的。至于他说运走的多是军火工厂的装备,那恐怕是他不怎么了解情况。据夏衍说,“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还谈到当时这事引起上海的一次群众示威,说,“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 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 [1] 夏衍说的是“所有”,即无所选择,梅益说的多是军火工厂,即有所选择;塔斯社不能否认,梅益却能否认;夏衍心情矛盾,梅益心情不矛盾。这就是说梅益不但与右派分子龙云不同,也与未划右派的夏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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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59页。

  在河北省代表小组会上,王芸生说,去苏联访问,龙云是参加的,每一个去访问的代表都受到很大的教育。但是龙云没有受到教育。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一边倒”,我们都知道中苏两国的友谊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的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和成就,这难道还不明白吗?(7月2日《人民日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在大会作了书面发言,批判罗隆基、章伯钧和龙云的反苏立场,特别着重批判龙云,说他“放肆地挑拔中苏关系”。钱俊瑞说,..(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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