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

作者:政治类

  反右派斗争,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如此说来,进攻的一方即右派分子是在党外, 党内即反击的一方是没有右派分子的。其实不然。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 就提到了“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他说: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
  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
  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
  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
  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
  分子’。”[1]
  --------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

  这里说的是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上届党委第一书记)、校长助理袁永熙。他曾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他的妻子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他大约是反右派斗争中最早被点名的党内右派分子。

  党员团员中有多少右派呢?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说,“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反右派斗争,包括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毛泽东把他在会上谈话的一些要点写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说: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
  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
  织。”[2]
  --------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7页。

  7月28日, 《人民日报》根据这个精神发表社论,这篇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说:“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似乎认为右派分子只有党外才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才有,而在共产党内部是不会有的。可是这个看法不符合事实。”在当前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中,“有一部分党员的立场却并不是明确的坚定的,他们在这样严重的斗争中认识模糊,态度软弱;还有极少数的人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分子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既然是这样,社论当然要提出:“必须对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地展开斗争。”

  9月11日, 《人民日报》就这一问题再次发表社论,这篇以《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为题的社论,已经不只是一般地提出党内也要划右派分子,而且明确地将划右派范围扩大到“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中去。这篇社论提出:“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

  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3] ,反右派斗争的党内战场就这样开辟了。
  --------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2页,

  与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例如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据报载:他向党中央提交了长篇意见书,“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他认为‘只有党中央和省(市)党的委员会才能起这个作用,而地委、县委、区乡党委、机关与企业学校党委是不能起这个作用的’,‘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这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他要求省委以下党委和机关、企业、学校党委‘不作为起党的领导作用的部门,只是通过党务部门’ , ‘它对国家工作,机关企业事务,对社会人民无任何权利’,‘机关企业地方政权只受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

  “严文杰认为相当多的中下层党员干部(包括相当于中央的局长级干部)不称职,他们是靠党籍吃饭的。他把党的中下层干部丑化为‘无知的庸才’。污蔑说:‘职位在人之上的人,论起工作,瞠目结舌,甚至胡乱来一场。“这些人最好的是不起作用,而一般的是起反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的业务都掌握在旧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手里,这些人又由于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而不能得到提拔’。他说这种情况已达到‘使人难忍’的地步。他主张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些中下层党员‘拿开’,用包下来的办法,给他们终生生活保证金。再按情况要他们退休和下乡,或担任简单的工作。严文杰把党过去执行的干部政策说成是‘德乱才废’。他说,‘到中下层“才”被废弃了,而“德”往往成了辈数、年资、领导欢心的排队。’只要是党员,级别高,就可得到重用。他认为人事部门的干部农村出身者多,知识水平低,狭窄,有宗派主义思想。他说:‘管人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不承认别人的知识和才能。’‘儿戏别人的前途和名誉’。‘党的威信会在此赔光’,‘结果很可能弄到个天怒人怨的地步’。”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争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想想看,在反恶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些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说什么‘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这篇报道还说严文杰“对人们阐释领袖著作的文章,他恶毒地诽谤说:‘好似一篇文章足以解决天下一切学说和工作问题。’‘好似当今天下,除此之外就再无学问了。’又说:‘我真不知何必如此?若一个人写了东西,要这么多解说人家才能懂,则本来那个东西便大可休矣!’”

  6月8日以后, 严文杰反对《人民日报》 反右派的宣传。据这篇报道,他说,“《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人民日报》的标题:《人民没有委托葛佩琦说这样的话》,严文杰说:这是否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琦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啊!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

  这篇报道还说:对外贸易部的黑板报宣布李泰华是右派分子。严文杰即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义向黑板报提出强硬抗议,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当他因此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么世界。”(7月23日《人民日报》)

  反对党内右派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是政法部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批判李世农时候说的:“公安、司法、检察机关和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是党和人民执行对敌斗争的刀把子。这个刀把子定要紧紧掌握在忠于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定的革命干部手中, 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之。”(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据《人民日报》公布在中央政法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内右派分子有: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副庭长朱耀堂,研究室主任鲁明健;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一厅厅长王立中。

  王翰虽然只不过是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可他是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当年中央机关所划的党内右派分子中,在名义上这要算是最高的了。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说,王翰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诬蔑国务院各部的工作是一塌胡涂,攻击我国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和建筑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他对黄绍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十分赞赏,到处替黄绍竑吹嘘。报纸还说,王翰的祟美思想也极为严重,所举出来的证据就是:他坚持要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来整理监察机关的档案,而不赞成国家档案局规定的管理办法。王翰还吹嘘美国的导弹,赞扬资本主义的厂矿企业经营完善和产品的优美,甚至他小孩吃的奶粉也一定要买美国货。

  报纸还说,王翰想把监察机关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他认为监察机关与被监察部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察谁。他提出监察机关不仅要检查国家计划、决议、命令的执行情况,而且要检查这些计划和决议的制定,这样才能抓住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王翰还主张监察部门要搞垂直领导,不赞成中央关于监察部门体制改为双重领导的决定。

  监察部连续开了16次全体人员大会斗争王翰,贴了他一千一百多张大字报,还办了一个王翰罪证展览会。(12月5日《今日新闻》)

  据报纸说,王翰还是监察部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包括副司长彭达、研究室主任陈达之、研究室的翻译室主任梁建一、副司长安汝涛等人。据公布他们材料的报道说,这些党内的右派分子,还隐藏在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中,“利用他们的职位,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公开场合为正在被斗争的右派分子辩护和解围。同时暗中还给他们‘打气’,对他们表示百般同情和支持。如当时还是研究室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右派分子陈达之就公开替被斗的右派分子刘永的反动言行辩护,说什么刘永基本上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的错误言行是由于领导上对他们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并公开向党组提出:‘刘永不该划为右派分子’,企图替刘永开脱。另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梁建一还请正在被斗争的一个党外右派分子吃饭、逛公园、看电影,要他‘经得起考验’。”(8月20日《人民日报》)

  彭达的材料, 据报道说,“5月18日彭达在第二司全体干部整风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首先说,‘不要迷信社会主义’。接着又说:‘社会主义制度一切都好,这只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官僚主义。’”“彭达还恶意攻击肃反运动,反对肃反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作法。他否定监察部的肃反成绩,诬蔑监察部第二司的肃反是‘人为地制造矛盾’。他还诬蔑监察部五人小组领导人是‘过于执’,表示自己要当‘况钟’。他经常打击肃反积极分子,甚至辱骂肃反积极分子‘是没有头脑的’。彭达为了拉拢第二司当时的一位肃反的对象,竟然向他泄露党的机密。并在大鸣大放期间指使他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这篇报道还公布了彭达另一个大错误, 这恐怕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直接的原因:“彭达十分厌恶老干部。他知道老干部是党的领导骨干,一般说来政治思想水平比较高,比较容易觉察或识破他的反党活动。..(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十六 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第[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