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余韵

作者:政治类

  对几十万右派分子作出了处理,他们在劳动教养场所、在农村、或是留在原单位,从事体力劳动。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中名气大的,也都已经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说,反右派斗争是结束了。历史又要揭开新的一页,写上新的事件了。可是这事又还没有完,它像一个摆不开的幽灵,不时在历史的新页上投下自己的阴影。

  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一文主要是讲反右派的。 其中还说到:“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1] 向共产主义过渡,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都提出具体的时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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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463页。

  实际上是为反右派斗争作总结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要恢复“促进委员会”,基本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就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叙述大跃进的过程和情况,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说一下反右派斗争与大跃进的关系。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没有取得革命性的胜利以前, 也不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式的大跃进。”(1959年4月18日)前面一章已经引用过,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周恩来的这句话,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在反右派斗争胜利以前,不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式的大跃进。”事实也确实同毛泽东周恩来说的一样: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得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

  右派分子被排除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他们在旁边看着大跃进,看法还是有的。有一种材料说,“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2] 这样一些议论,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时能够引起重视的批评意见,只能是来自共产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像彭德怀、张闻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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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45页。

  1959年7月23日,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说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26日,他又在《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批评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说是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不过,他说,“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庐山会议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也作了这种区别,说“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其中说:

    “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
  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
  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
  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
  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
  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
  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
  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
  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
  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带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提议, 中共中央于9月17日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11月2日又下发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12月5日,报纸公布了中共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 共142人,其中有费孝通、潘光旦、沈志远、徐铸成、浦熙修等等。各地也都这样摘掉一些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时正是反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刚开过不多久,正是阶级斗争更进一步加紧之时。这时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及同时特赦一批在押犯人,都不是政治空气趋向缓和的表现,而是为了国庆十周年做的应景文章。和本书作者同在一处劳动教养的几百名右派分子,也有几十个被宣布为确已改造好了,摘掉了帽子。按说,摘帽之后,即不再存在当初送劳动教养的前提,该可获释回家了吧?可是不成。他们只不过是把称号由劳教人员改变为新工人,从宣布摘帽子之日起即换到新办起来的新工人食堂吃饭,每月工资也比劳教人员的多了几块钱了。

  时间进入了1962年初,已经渐渐从大跃进造成的困难中走了出来,可以冷静地总结一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了。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了自我批评的意思,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3] 在这前后一段不很长的时间里,政治空气显得比较宽松,对于1957年的一些提法不再坚持了。例如关于知识分子,周思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1962年4月27日) , 而不再说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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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2页。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对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两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对于当年批判右派分子的一些论点重新作了说明。例如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例如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的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定。至于支部,如系支部、剧团支部、车问支部,只是起保证的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是要行政首长才行。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4]如果当初就是这种提法,1957年黄绍竑、谭惕吾辈也就可以少提许多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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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5~366页。

  又如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周思来说,“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讲过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借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5]提出了“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如果当初就是这样解释的,整风鸣放当中人们也就不必去提那许多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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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5~366页。

  这时,陈毅也在广州,他也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上讲了话,戏剧性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他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陈毅批评说,“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6]不知道陈毅说的太粗暴太生硬的事情是不是包括反右派斗争。不过在他说这话之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粗暴更生硬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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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98页。

  只是这宽松的政治空气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这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作为这次中央全会的准备,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薄一波回忆说,“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是否合适’时,毛主席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主席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陈毅同志9月11日谈到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小平同志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而毛主席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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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6~1007页。

  也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了给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的问题。李维汉回忆说,“1962年,我们在《关于在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左’的影响,这一案当时未能解决,以后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拖就是十六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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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

  李维汉说的这件事,薄一波的回忆录讲得更详细。他说:“统战部曾几次提出对划成右派的本人及其家属要求甄别的, 应该进行甄别。他们1962年7月26日给中央的报告,..(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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