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腐败已经成为体制性的了吗

作者:经济类

  ①尽管金融体系的个人化特点(合同局限于个人网络)制约了金融流动性,但是,由于共产党愿意尽可能地减少管制,现在的体系也是有效的。共产党不想给中介机构太多的自由,从而失去对国家债务的控制。因此,人代会提出一种办法,建立一个立法机构来制造公平,把对公司的控制转交给股东。为了避免给予改革中的央行以太多的自治权,人代会建议加强政府监督。人代会认为,央行应该向立法机构汇报类似货币供给和信贷平衡等状况,以确保监督的有效性。为了避免省一级的政治干预,要求央行不再参与商业性或政策性贷款。
               希尔顿·鲁特

  如果中国想在10年之后获得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她就必须发展能够有效分配信贷的高度竞争的市场,为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筹措资金。对中国的未来来说,建立高度竞争的金融市场同发展高度竞争的产品市场一样重要。然而,由于有关国家金融机构信用可靠性的信息不够充分,政府的行为又不可预测,企业的独立核算制就很难履行。
  中国金融市场运作过程中所需的信息通常为中间人所知,因此,他们会充分利用其客户。行政机构内有权的中间人的个人化网络是其信用的主要来源,这不仅使信息不对称问题进一步加剧,也使得公开评估信息质量变得相当困难。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要说哪种特殊机构能够应对这类不确定性还为时过早。减少不对称信息是金融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根本。如果中间人能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们就能降低信息成本。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向政府以外的资源提供信息的措施事实上一直是出于政治考虑的。但是,如果不是由规则、而是由政治来控制估价金融资产所需的信息,那么,市场就不会稳定。因为,在常规商业风险之外,又增加了政治风险。

  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交易
  中国的决策更多是非正式的、不受规则约束的决策,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交易在中国非常盛行。例如,当一家中国公司寻找美国资金时,它就会强调公司管理层中有在党内握有实权的经纪人(中间人)。在中国,不仅党的利益同国家利益混淆不清,官员还会把私人利益同党的利益搅在一起。然而,官方则认为公共证券官员是在为中国企业着想,却对其合伙人不满。
  中国军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本国民用经济,这表明中国公私角色也混淆不清。中国军工企业的民用产出占其产出的70%,而民用合同每年为其带来50多亿美元的利润和70亿美元的外资。真正的威胁是,这种局面会使中国的腐败进一步恶化,因为,军队正试图使其商业帝国逃避新规则的审查。
  如果金融中间人具有优先获得政治决策信息的能力,在交易时,他们的信誉就会明显上升。这些中间人实际是公共信息的私人经纪人。对他们来说,规则的隐蔽性或模糊性至关重要。如果中间人有很牢靠的关系,并能获得有关国家、国家财产以及国家重要决策的信息,他们就能决定相关资产的业绩。因此,金融市场被这些公务员形成的关系网取代了。国际商业集团如果想在中国建立业务,他们就必须有这些政府官员的鉴定结果,因此,这些官员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实权的官员自然会想办法找机会谋取私利。
  关系也渗透到了房地产交易中。房地产的相关合同往往相当简单,只有一两段的内容,而且不包括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或者开发商可能要承担的责任。只要某某领导(党政官员)在开发商召开的某些仪式上露露面,合同所存在的问题就可以被掩盖起来。有些开发商甚至把这类官员与他们合影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里。当然,一旦合同出问题,这些重要官员就有丢官的危险。假如统治集团严格管理,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权利与以党纪为基础的权利是极其不相融的。
  peregrine是一家投资公司,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相当成功,它的项目主管philip tose说他的成功秘诀是:只要同一位高层官员坐下来喝杯茶,谈交易条件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任何文件。如果公司完全归属惟一一个商业巨头所有,或者它是家族企业,这样做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公司为股东所有,没有文件的交易根本不可能。因此,商业巨头lucio tan拥有的allied bank就能在中国取得成功,而merrill lynch或citi bank做这类交易就较为困难。因为,后者必须对其股东负责,公司规定所有收支及资产都应备案。
  有效利用政府债券、资产和政策信息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降低利率。相反,中国现在的体制严重地压迫着流动性,制约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至少,关系会减少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提高利率。事实上,其中隐含着巨大的危险性。因为,私人信息为中间人所占有,而投资者缺乏相关的准确信息,所以,少数企业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将要出现大面积失败的征兆。因此,国家或企业的部分中间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引发拖欠(欠款)螺旋,进而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一个(家)金融中间人(中介机构)的失败可能导致迅速抽取资金,颠覆整个金融体系,甚至导致国家崩溃。①
  ①本文是圭伦·法布瑞(guilhen fabre)在2000年3月24日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中国的中心外围关系:一体化、分散化还是帝国重建”中提交的论文。本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编者观点。力量相联系。因此,人们对腐败的解释和分析也经常是相互对立的。
  期货市场具有奇异的特征
  中国想发展期货市场显示了政府的深谋远虑,因为,期货这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自从李鹏1988年3月讲话后,中国对其商业体系进行了深入改革,商品市场的发展为配销、发现价格功能和降低风险提供了机制,商品贸易期货市场迅猛扩大。1990年的一份报告进一步预示了期货市场在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期货市场将提供一种取代政府对商品配销和发现价格功能实行控制的机制,这将帮助管理者走出计划经济,向一种在没有世界市场价格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过渡。市场也将帮助国有企业在进入市场经济时应对风险。
  在已经出现的交易中,五金交易运作得相对好些。中国一些企业也有效地利用了市场,如上海金属材料公司,其金属需求量的80%来自市场。有色金属价格越来越稳定,但是农产品和建材市场的易变性却有所加强,因为后者的贸易商要面对政府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在那些由政府政策决定价格、而不是由市场力决定价格的市场中,关系影响着商品的销售。大型国有企业不是按市场价进行交易,而是在私人化的基础上进行交易,贸易条件取决于交易代理人。然而,现在正在运作的合同模式仍然没有减少政府干预。因此,在中国,期货市场有效运作的关键条件还不具备。
  在中国以外,期货市场的出现规避了价格变动风险和销售风险,其前提是,对商品拥有完全产权。相关者订期货合约的另一个原因是降低库存成本,在这里,库存是一个特殊化的活动。库存处于劣势的公司可能会购买一系列期货合约,目的是提货,而不是存货。风险和存货管理是期货合约的两个主要动因。当产权得到有效交易时,期货市场就能有效运作。交易所要对交易进行登记。投资者必须与经纪人保持相等于未结合同的定金,而经纪人要完全站在客户的立场上维持保证金账户。在移动订单、提供信息和建立面向客户的信誉方面,迅速且低成本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派生市场取决于优先要交易的现货的流动性。有资格的人必须确定他们可以以现金交易或在现货市场交易,而不会被挤兑。市场必须有足够的流动性和广泛性,便于买者充分利用。另外,市场中的所有玩家应该是平等的,即应该允许每个符合市场要求的人卖出。经纪人应该置客户的利益于自身利益之上。再者,参与者必须能确定,合约中所涉及的产权是可靠的、可转让的。而且,担保体系应该能应对违约行为。必须有第三者充当仲裁人,以确保相关人遵守规则,使其符合以上条件。《商业法》在处理各类可能引起争端的意外事故时必须足够有力。
  中国市场缺乏以上提到的所有使其他期货市场成功的条件:不仅没有产权,多数交易品的价格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决定,而且,由于重要交易最初是关起门来私下进行的,因此,交易过程也缺乏透明度;另外,由于缺乏透明度和足够的库存设施,中国市场过度扩张,从而遏制了优化库存管理技术的出现;再者,对库存和透明度的控制允许官员向他们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优先服务,同时为准备退出市场的企业设置障碍。遭遇不幸的企业可能会设法避免这些控制。然而,只要政府控制库存和运输许可证,不确定性就会到处存在。
  在中国,一些大玩家占据现货市场,通常通过关系进行活动。其中大多数是占据垄断地位或在个别市场中占有垄断权的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市场被大的贸易商所压缩是常事。david wall写道:“在中国的期货市场,非竞争优势通常决定谁胜谁负。”一份非正式调查报告指出:“在中国几个主要的期货市场中,约3/4的参与者一贯是输家,另1/4一贯是赢家。”极少数人获得的惊人利润会使其他人抱着希望冲进市场。
  由于地区市场不统一,体制性的短缺或存货过多是中国经济的特点。靠关系而不是开放市场帮助企业克服这些短缺。关系允许卖者乱开发票,从而出现现金差额,参与者从中获利。代办商已经出现代理贸易。是他们而不是期货市场是短缺商品的重要中间人。
  中国官员不理解期货市场,这可能吗?尽管中国缺乏让社会从期货市场贸易中获益的基本手段(事实上他们受到了限制),多数交易商在赔钱,但是,这对市场颇受欢迎的程度似乎没什么影响。投机商几乎不赔钱,因为企业可以利用公共资金,而承诺转交所有权的人其实根本没有所有权!国有企业是期货市场中最大的生产者,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如果它们赔了,国家财政会对它们的损失给予补贴;如果它们赚了,其收益归特殊利益集团所有。在中国,随着期货合约的交易激增,进行确保私利无任何风险的运作是被允许的。由于官僚们一直在赢,他们实际上充分地利用了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成功地把公共资产转为私有。
  集中期货交易通常要确保期货市场足够的流动性,中国却相反,因为她出现了大量受保护的交易,没有人能够提供足够的流动性。由于每项交易是由主要负责交易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中央部委或局级单位建立的,因此,兴起了许多市场。与此同时,各地区或地区政府也渴望建立自己的期货交易。然而,最为合适的是,只需一个市场。例如,日本债券在伦敦整日交易。如果把国家市场分成几个市场,这就会降低流动性,增加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玩家越多,金融流动性越强、越深。
  与这些风险相伴随的价格易变性可能促使玩家进入市场去投机。当市场规模小时,任何既定活动都会产生巨大影响。由于中国各类官员和机构都想从他们占有垄断权的市场中谋利,一种部门和地区经济出现了,其主要功能是使官员从地方经济中分享利益,向在这种经济中交易的人收取租金。与此同时,一种错综复杂的地方交易发展起来,官员们可以通过限制许可证而谋取私利。他们通过建立期货市场,经过运作,盗取企业资产。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也是如此。
  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出台的一些地方优惠政策付出了很大代价。susanshirk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财政权力下放和建立地方特别税免是邓小平支持改革的战略基石。然而,结果导致行政单位和执行程序复杂化,优惠政策产生的漏洞和欺诈行为使得中央政府难以协调,难以在行政上进行有效控制。过多的..(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中国的腐败已经成为体制性的了吗第[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