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腐败:经济结构、民主制度和贸易

作者:经济类


         韦尼·萨德霍尔茨 win.克特泽尔①
  ①贸易对腐败水平的影响可能通过我们提到的结构和文化两个渠道(两者之一或两者同时)发生作用。我们的数据不能确认哪一个效果更强一些,但是这可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提要:此文将腐败界定为公职人员为了私人利益滥用公共职权,并采用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指数来衡量不同国家的相对腐败水平。作者运用了多变量计量分析的方法,对50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作了比较研究,得出以下三条结论:(1)国家的个体经济自由度越大,则腐败程度越低,或者说,国家对经济控制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高;(2)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的民主价值越弱,则腐败程度越高;(3)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低。

  腐败就像贫穷一样,可能会长期伴随我们。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很多国家都被重大腐败丑闻所困扰,包括法国、意大利、肯尼亚、墨西哥、韩国以及美国。腐败问题已经进入一些主要国际组织的议程,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腐败对任何政治体系都能导致问题,它还直接威胁一些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首先,腐败行为秘密进行并为一些团体(比如那些受贿者)提供特权,这就违背了民主制度中的开放和平等这些核心规范。其次,它也违背了现代政治机构的一般原则——公共事务不应以个人方式处理,而应采取公正的、基于规则的方式。最后,腐败现象会导致政治研究中一个常见的难题,即存在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文化之间的那种处处可见的鸿沟。尽管法律致力于消除实践中的腐败,文化却在不同程度上容忍腐败。
  近年来有关腐败的政治学研究令人奇怪地匾乏,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性腐败丑闻不断发生的情况下。目前已有的研究很不完善。一方面,我们可以轻易列出很多国家和各个历史时期有关政治腐败和官僚腐败的详细说明,我们也可以援引一些专门问题的激烈争论,比如腐败是否有助于或阻碍经济发展,或者如何设计公共机构才能减少腐败行为;另一方面,文献却很少能回答大范围比较研究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腐败的程度是否随着国家的变化而变化?为什么变化?如果民主制度和腐败水平之间存在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
  在这篇文章里,为了进行腐败的比较分析,我们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私利滥用公共职权。我们提出一套用国内经济结构、民主制度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解释腐败程度的假设。本研究利用最新的各个国家的腐败水平指标对以上假设进行了检验。
  本论文的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已有的关于腐败的研究。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和一套派生假设。第三部分定义变量,解释指标体系,并给出数据。第四部分是数据分析。在结构中我们发掘了一些更深的含义。

              一、我们所知道的

  虽然近年来关于腐败的政治学研究不是很多,但前人的研究已留下了一个丰富的体系。那些研究大多着眼于解决一般腐败分析的核心问题。我们只简要讨论一下对目前研究有直接重要性的两个问题:比较数据问题和腐败的定义问题。

  1.案例研究和数据问题
  除了几个明显的例外,关于腐败的主要实证性研究是由单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构成的(正如manzetti和blake,1996年注意到的)。例如,heidenheimer,johnston和levine (1989)搜集了分析单个国家或地区的25个案例研究,他们的参考书目则列出了更多的案例研究。这些卷目包括三份讨论两到三个案例的论文,和一份分析了很多拉丁美洲总统的论文。其他卷目类似地提供了单个国家的例子(markoyits and silverstein,1988;livi and nelken,1996)。还有一些足有一本书容量的有关法国(meny,1992)、加纳(morris,1991)和墨西哥,以及更大地区诸如亚洲(palmier,1985)或非洲(williams,1987)的腐败现象的精彩论述。但是很少有研究既是比较性又是实证性的。manzetti和blake(1996)评价了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市场改革对腐败的影响。gillespi和okruhlik(1991)提出了一个研究腐败消除政策的分析框架,并提供了对中东和北非25个国家的一个分析。虽然scott早在1972年就直面研究中的挑战并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解决方案(scott,1972),但这种对腐败的比较性实证分析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腐败比较研究的一个巨大障碍是腐败活动可用数据的缺乏。williams甚至还提出缺少有关腐败的“硬”数据现象可以解释美国的政治学家对该研究的相对忽视。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比较分析数据的问题:“因此,看起来,研究腐败的学生所使用的‘证据’不可避免是断断续续、偏颇、叙述性、潜在误导性。印象主义和不完全的”,因而不能支撑比较研究的一般理论(williams,1987)。腐败现象的数值性数据的缺乏,其原因也不难想象:腐败行为秘密进行并通常一直保持秘而不宣状态:即使腐败的“受害者”也经常意识不到他们已经受害于其中;那些关于腐败的报道可能来自于意图低毁对方的政敌;对腐败现象的批评通常涉及赞扬或贬低特定团体;并且政府也可能不希望研究者涉足此类敏感领域(noonan,1984;williams,1987;klitgaard,1987)。
  由于缺少关于腐败的跨国数据,学者们一直不能对不同国家间腐败的相对程度发表多少意见,也不能用各个国家政治或经济的差别来解释腐败水平。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腐败研究中的这项空白。

  2.定义腐败
  实际上从60年代至今,发表的有关腐败的每项研究成果,都在斟酌如何定义腐败。既要表述清晰并能经受实证检验,又要求腐败的定义适用于不同文化。但残酷的事实在于,一个社会认为是腐败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个文化背景下被认为是无害的甚至是合适的。因此要给出通用的定义,就必须面对腐败的这个不可避免的特性。
  在每一种定义下,腐败活动都是不适当的或是不合法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在于,要给出“不恰当”这个词的程度。但是研究者通过什么标准来判断某个特定的交易是否为腐败?政治学文献提供了三种主要的方法,分别基于公共利益。公众意见和法律规范(scott,1972)。第一种方法是依靠政治或行政官员是否侵犯公共利益来判断其行为是否恰当(friedrich,1996;rogow and bosswell,1963)。就是说,公职人员通过牺牲公众利益来讨好某些特定集团,以获取私人回报。但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却有着不可救葯的模糊性,由于没有方法可以确定一个客观的公共利益(scott,1972;throbald,1990),几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和某人对公共利益的定义背道而驰。
  基于公众意见的方法认为,由于腐败标准的可变性,那么公众如何想,腐败就是何种样子(gibbons,1989)。但是其相应的公众是指政治精英,是指政治动员的民众,还是全体民众呢(scott,1972;theobald,1990)?而且公共事务中何种行为是正当行为的观点,不仅在不同群体之间会有变化,而且在一个国家内也随着不同地区而变化,随着时间而变化。
  基于法律规范的方法,则把腐败定义为那些违反“保证公共职责正常执行的特定规则”(williams,1987),和那些以政治权益“非法交易”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manzetti and blake,1996;heidenheimer,hohnston and levine,1989;williams,1987)。但是法律本身也可能是模糊的(lowenstein,1989)。基于法律规范的方法也存在和其他两种方法同样的局限性:法律因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并经常易受有权势政客的操纵(williams,1987)。基于法律的定义也可能会排除那些被广泛认为不正当,但可能并不是违法的行为(moodie,1989;theobald,1990)。
  虽然对如何定义何种行为是不正当的和非法的缺乏一致意见,事实上关于腐败仍存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通用定义。这种定义的核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别(theobald,1990;palmier,1985;levine,1975)。nye被广泛引用的定义就突出了公私之间的区分:腐败是“由于私人相关(个人、近亲、私人派系)的金钱或地位获益而偏离某个公共角色的正当职责的行为”(1989)。这样,腐败就破坏或模糊了公私问的区别。第二个要素认为腐败是一种交换,一个政党为某个公职人员提供诱惑(不一定是金钱)以换取特殊政策或行政优势,抑或“政治利益”(levine,1975;manzetti and blake,1996)。一些分析家已经将这个交换尺度当做“市场中心论”(heidenheimer,johnston and levine,1989;van klaveren,1989)或“政治经济学”(rose-ackerman,1978)方法的核心。第三个要素是对这种交换是不正当的感觉,就是说,他们违反了已有的规范。因此,腐败就是公职人员“偏离当前实际流行或被认为是流行的制度”(friedrich,1989),或偏离了“公认的制度”(huntington,1968)的行为;或者认为是一种“与政治制度背道而驰的政治行为”(morris,1991)。有了这三个要素,我们就可以对腐败有一个可用的概括性定义:为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职权。

  3.腐败的比较研究方法
  很多关于腐败的研究,被如何在不同文化制度基础上给出一般性的腐败定义所困扰。也就是说,寻求观察或衡量腐败程度的研究者会很快发现:在一个社会里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现象,在另一个社会可能会被认为是恰当的。允许进行比较研究的惟一途径,就是预先指出该分析将采用哪种“不恰当”的定义。这样,研究就要采用一套由特定的社会群体定义为“腐败”的行为,并对这些行为在不同国家的发生情况进行比较评价。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就采用了这种研究策略。因此,我们就不用伪称是根据每个社会自己的条款术语来衡量腐败了。相反地,我们使用某个群体的观点作为一个标准。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科学策略;该研究中的“腐败”是一个分析范畴,它的作用在于可以进行比较分析。
  更早受腐败比较分析困扰的研究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比如bayley(1989),就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广泛认同的西方标准来评判贿赂、裙带关系和滥用职权等特定行为。否则,那些“选择与文化相关的定义”的西方研究者,“要么遗弃这个字眼结束研究,要么就不得不针对每个要研究的非西方国家而重新对该词进行特别的、可能不同于前者的定义”(bayley,1989)。如果认识到社会背景的复杂多样性,分析者也可以注意到一些出于研究目的被归入腐败的行为,在某些社会其实并不会引起社会或法律的谴责。nye意识到这种“用西方标准把特定行为一般性地归为腐败行为(包括贿赂、裙带关系和滥用职权)”的方法,具有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优点(1989)。
  非西方国家使用西方关于腐败行为的标准时,..(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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