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和亚洲的经济发展

作者:经济类

  ①此文引自《外交》季刊,1998年7—8月号;中译文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1998年9月25日。约翰·布拉德·马斯系纽约大学荣誉校长、全国民主基金会主席、透明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弗里茨·海曼系通用电气公司总顾问、透明国际董事。
                 魏尚进

                 导言

  “腐败就像是癌症,会阻碍经济发展。”
  “腐败就像是润滑油,会加速商业车轮的运转。”
  “如果腐败的确减缓了经济发展,东亚必然是一个例外,因为尽管这个地区好像腐败很严重,但它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
  这些关于腐败的说明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读到或听到,发现一些趣闻来支持任何一些甚至全部这些可能是矛盾的假设,或许是合理的。对事实和数据的一份仔细的分析报告透露了什么?这篇论文评论了最近关于腐败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在腐败问题上,有几份非常好的研究报告,例如,andvig(1991),baldhan(1997),kaufmann(1977b),undp(1997),以及tanzi(1998)。这些论文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它们相对来说更加强调亚洲的情况,并且不管是否可能,它们的讨论都集中在基于系统的统计学分析的最新证据,这些分析包括一些已经公布的其他人和我自己的研究。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各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差异是如何被衡量的。第二部分评论了腐败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证据,特别关注了最近的实证研究,并试图解释亚洲经验。第三部分集中在产生腐败后果的文化差异。第四部分集中在一些可能影响了不同国家腐败程度的一些因素,以及补救措施。第五部分提出了一些结论性的观点。

               一、腐败的衡量

  这里,腐败被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而对权力的滥用,并从私人部门索取或接受贿赂”。这与政治腐败,例如在选举中购买选票、合法的和非法的财产捐助活动、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对法律和规定施加影响,以及在私人部门政党中的贿赂等有所不同。由于腐败的天性(秘密、非法以及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多样性),要获得关于一个国家腐败程度的准确信息是不可能的——这不像衡量通货膨胀。这个困难也排除了根据一些国家的腐败程度来作出一个准确的排序的可能性。
  然而,有四个广为人知的基于调查的“腐败衡量”措施,它们是相关的,部分是因为它们覆盖了相对广泛的样本国家,部分是因为它们后来被广泛用于各种调查研究。

  国际商务组织(bi)指标
  国际商务组织指标是基于在1980—1983年国际商务组织所组织的一些专家和顾问的调查(通常是一个国家一位专家),现在由经济学家智囊团进行补充。它根据“商业交易涉及腐败或受到怀疑的支付的程度”将国家从1到10进行排列。

  国际国家风险支配(icrg)指标
  这个指标从1982年开始每年由政治风险部门提出,这是一个私人的国际风险投资部门。根据专家的观点,icrg腐败指标试图分析“高级政府官员可能要求特殊支付”的程度和以“进口和出口许可、交易控制、税收评估、警方保护或贷款”等形式的“通常被期望涉及到较低层次政府的非法支付”的程度。

  全球竞争力报告(gcr)指标
  与bi和icrg指标不同,gcr指标是基于1996年公司经理,而不是专家和顾问的调查,它是那个国家所有接受调查者评价的平均水平。这个项目由世界经济论坛(wef)资助,这个论坛是由以欧洲为基础的大量成员公司组成,并由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策划。这项调查涉及到了58个国家的2381个公司,根据不规则的程度,与出口和进口许可、商业许可、交易控制、税收评估、警方保护或贷款申请相联系的额外支付,用1到7来评价腐败的水平。

  国际透明组织(ti)指标
  从1995年开始,由国际透明组织每年提供。国际透明组织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与腐败作斗争的组织。这个指标是基于大约10个覆盖不同领域的调查的加权平均。它将各个国家用从1到10的数字排列。如果不同调查中的衡量误差是独立的和相等分散的(idd),那么,用来产生ti指标的平均计算过程可能就会减少最终的衡量误差。但是,idd假设可能很难做到。此外,由于不同的调查覆盖了不同的国家子集,平均计算过程可能会在产生各国排名的时候引入新的衡量误差。我们也应该提出,由于卫指标在不同的年份、来源的国家子集不同,它们不应该被用来衡量一个特定的国家随着时间的过去腐败水平的变化情况。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相对于对腐败的客观衡量来说,这些指标仅仅代表着感觉。但是,感觉影响着外国投资,并因此影响了我们的衡量方法。另外,尽管这些调查的来源不同,这些指标间的相关性是非常高的,这表明,腐败指数的选择对于统计腐败后果的影响是不敏感的。例如,根据魏尚进(1997b),bi和ti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以及bi和gcr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分别是0.88和0.77。

        二、对投资、经济增长、收入和政府支出的影响

  这部分评论了一些系统考察了腐败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近期研究,不管是否有代表性,将使用亚洲国家的例子。

  1.国内投资
  《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它说明了官僚腐败和勒索如何扼杀一个小的商业企业。
  黄先生,一位36岁的退伍军人和军队三级勋章的获得者,是中国广西某市一家私营小企业主。当他1982年退伍的时候,他进入了餐饮服务业。经过他和他家人的长期艰苦努力,他经营的饭店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很高声誉,甚至赢得了地方政府的官方表彰的饭店。黄自己也成为一名地方杰出的私营企业经营者。
  而这正是烦恼刚刚开始的时候。官僚和他们的亲戚都经常光顾这个饭店。几年来,他们经常白吃白拿,甚至有时还打着视察的旗号。他们从来不付钱。根据黄的计算,截至1997年2月,这个饭店所在的地方政府欠他人民币80665元。1997年5月20日,由于无法收回他以前的利润,黄悲痛地将自已经营的饭店关闭。
  为了扩大规模,基于大量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总投资与gdp比率的衰退在1980年到1985年间基本不变,并且各种腐败指标的反映都是相似的,这个点的斜率估计是0.012。为了定量说明腐败的影响,让我们通过精确的点估计和腐败等级来提供一个样本计算。如果菲律宾能够将腐败水平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它能够将它的投资与gdp比率提高6.6个百分点[=(6.5—1)×0.012]。

  2.外国直接投资
  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考查14个主要来源国投入到41个接受国的双边外国直接投资的时候,魏尚进发现了接受国的腐败阻碍外国直接投资的清楚的证据(腐败系数和接受国税率分别为-0.09和1.92)。使用那篇论文中的点估计和bi腐败指标所进行的样本计算表明,如果印度能够将它的腐败水平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对吸引外国投资的影响将与把这个国家的税率减少22%[=(5.75-1)×0.09/(0.01×1.92)]具有同等的效果。
  许多亚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税收激励来引诱跨国公司在他们的国家投资。中国向所有的投资公司提供了最初两年的免税加上随后三年的税收减免一半。这项研究建议这些亚洲国家,如果能够使得国内腐败得到控制,他们将能够吸引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外国投资而不需要任何税收激励。
  事实上,与粗略地阅读这些信息相反,中国作为五个主要投资来源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直接投资的接受者,一旦有人考虑到它的规模接近一些主要来源国和其他因素(魏尚进,1995),就会发现它还没有发挥它的潜力。中国严重的腐败可能恰好对此产生了影响(魏尚进,1998)。

  3.经济增长
  如果腐败减少了国内和外国投资,我们将考虑它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检验有条件的增长速度是如何被腐败所影响的,mauro发现这些数据恰好反映了那种关系。
  为了说明定量的影响,让我采用点估计。论文显示,如果孟加拉国能够将它的腐败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它从1960年到1985年平均每年单位资本gdp增长速度将提高1.8[=0.003×(7-1)]个百分点。假设它的实际增长速度是每年4%,那么,它1985年的单位资本收入将提高50%。

  4.政府支出的规模和构成
  tanzi和davoodi(1997)针对腐败对政府公共财政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发现:
  腐败会增加公共投资的规模(在损害私人投资的情况下),因为公共支出中的许多项目更容易被高层官员操纵用来收取贿赂;
  腐败使得公共支出的构成和实现新的平衡支出的必要措施出现不对称(klitgaard,1990);
  腐败使得公共支出的构成和必要的安全和教育基金出现不对称,因为这些支出,相对于其他要求更多的政府采购项目来说,更加不会受到官员暴利的攻击(mauro,1997);
  腐败降低了公共投资和一个国家基础设施的效率;
  腐败将降低国家税收收入,因为它危害政府收取税收和关税的能力,尽管这种影响取决于有腐败倾向的官员是如何选择名义税收和其他调整的负担的(kaufmann and wei,1998)。
  通过分析1980年到1985年间不同腐败指数平均水平的变化的影响,让我解释一些tanzi-davoodi的成果。腐败从新加坡水平增加到巴基斯坦水平,将使公共支出与gdp的比率提高10个百分点;并使政府收入与gdp的比率降低10个百分点。腐败的增加也将降低道路的质量,并增加权力消耗、电信故障和水浪费的机会。

  5.劳工运动
  腐败当然不仅仅限制在官员腐败这一种类型。私人团体之间的腐败在许多国家也是非常普遍的,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向一个劳工组织的负责人行贿,能够使他在涉及这个组织集体的利益方面进行妥协。70年代纽约切肉工人的例子可能会帮助说明这一点。纽约的超市不得不面对一个组织良好的劳工组织,即:联合起来的切肉工人和零售食品店职工组成了一个联盟,他们从根本上垄断了当地劳动力的供应。据报道,超市向一位中间人支付了一定的费用,这个中间人接着向工会的官员支付了一定费用来购买劳工的和平。一位大的中西部牛肉处理商向这个人(因此也间接地向工会官员)支付了大量的现金,这个人帮助这个公司处理了中西部大量的切向工作(以损害纽约切肉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没有遭遇纽约劳工混乱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中间人和一些工会官员获得了利益,但是绝大多数纽约切向工人协会的成员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虽然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可能会在所有国家的工会中发生。

  6.城市偏见,贫困和其他后果
  榨取贿赂的愿望以各种方式扭曲了政府行为。特别是,由于上面显示“不可操作”的政府项目常常没有纳入预算,即使它们有很高的社会价值。通过对比,大规模的防务项目常常受到政治家和官僚的欢迎,因为它们的规模和保密常常有利于索取回扣。防务合同常常纳入预算,这是以损害农村健康医疗发挥预防功能为代价的(gray and kaufmann,1998)。达到农村居民趋向于与城市居民相比获得更低收入的..(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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