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冯雪锋带诬(牛汉)

作者:政治类


  80年代初,在北京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记得是第二届,首届是在雪峰家乡开的。我的家离会场不算远,自以为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可到,由于路径不熟悉,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会场。一进会场,人已经坐满,我坐在靠后的地方。这届研讨会,记得是由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主席台上就坐的有韦君宜、唐达成等负责人,与会者多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专家、学者,其中有李何林、唐挫、林默涵等。
  几个发言者对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意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导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人让我到台上讲,坐定之后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雪峰同志给我谈过事情的全过程。”
  下面是我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发言较为简略,现在补充一些必要的细节,中心意思绝无差异。
  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我已从拘禁地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多了。一天午饭后,雪峰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聊聊,雪峰在四楼,我在三楼。当时社长王任叔拟编一部《文学辞典》,让冯雪峰和另一位姓糜的编辑负责,糜有病,不常来上班。因此办公室很清静,只雪峰一人待在里面,显然有着照顾和隔离的作用。雪峰已多次让我上楼聊天解闷,请我喝上好的绿茶。有一次,我问他:“听说你自杀过,有这回事吗?”雪峰坦率地承认:“有过自杀的念头。”我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反右后期,有一大,更鲜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垄磷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党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感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担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激庸的信。’我对变城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之后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整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度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答激来规劝我是很用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基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整迹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垄群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垄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威胁。望联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做不了主。我清楚,望湖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俄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该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雪峰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也哭了。我的党籍早两年已宣布被开除,当时我的心情与雪峰完全一样。
  以上雪峰的自述以及当时的谈话情景,我永远不会淡忘。
  我相信林默涵了解全部内幕情况,他不该提出这个疑问,他本应该是说明事实真相的知情人。
  记得我在会上讲完以后,林默涵没有反驳,~直保持沉默;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没有料到有人会揭露出事情的真相。散会以后,听说雪峰的女儿雪明在场,听了我的发言后说,牛汉讲的是真实的。
  让我失望的是,不论周扬,还是林默涵,对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反省。
  袭战同志在“文革”结束前已去世,他如果现在还健在,我相信他会把全过程谈得清清楚楚。
  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历史的真相不应当湮没。
  (见《读书人报》,第72期,zoo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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