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作者:政治类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我今天讲三点:一、讲这次会议;二、讲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三、讲工作方法。
  第一个问题,这次全会很重要,开得非常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全会,都是开得好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多年没有这么活跃了。这次全会,真正做到了大家畅所慾言,真正体现了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领导,在党的生活中树立了很好的风气。应该在全党各级领导机构中把这种风气推广发扬下去。
  这次会议解决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等,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党是执政党。应该说,党的领导在相当一个时期受了损害。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次全会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几个决定和文件,都是正确的。会议真正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其中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这在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之,这次会议提出讨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都解决得很好。
  会议的消息和文件公布以后,不仅在党内、在全国各族人民中,而且在国际上,都会引起很大很好的反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际上议论纷纷,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路线和政策是对的,但是怀疑它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这次全会的文件和全会决定的一系列政治、组织措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这次全会的决定是满意的。在国际上,肯定会进一步增加国外的同志、朋友和各种程度的合作者对我们的信任。这一点,对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加强国际反霸斗争,都是有利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我想多说几句。
  我们从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党的组织路线的问题,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就已经在着手解决,也做了很多事,比如我和一批人出来工作。但是把它更明确地提出来,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大大地前进了。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参加讨论的同志都反映,党章修改草案是有特色的,比较好的。这不是说它已经很完善。也许还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完善。修改草案中关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表述中增加了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内容,这比以前的提法更周到些,不过句子还太长。语句简短一点好记。但是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
  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建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就是为了这一点。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由于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发扬民主可以经过很多渠道来实现。比如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就规定,要讲真话,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我们这次全会就是人人畅所慾言,包括中央常委讲的话,有不妥当的,大家纠正,这很好嘛。哪有什么金口玉言,即席讲几句话就句句准确?我们全会的风气很好,发扬这样的民主风气,就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四大”就决不能做到这一点。
  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
  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平反的决议这样评价少奇同志,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历史遗留的问题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上提到的瞿秋白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有些同志的问题已经实际上解决了,就不必再要求中央发文件,过多地发文件并不好。
  其次,谈谈思想路线问题。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去年我们说,各地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要结合实际,要结合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新问题。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比如现在很需要人才,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交不了帐就是了。还有些事情,有的地方只会照搬,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动,这能叫解放思想?我们多次讲过,就是一个生产队,也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本生产队的具体问题。我看,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末,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
  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从中央起,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老同志,一定要时刻不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承担起这个庄严的责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一九七五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这个问题很实际又很紧迫。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总要遇到那么一些人,一下子就给卡住了。如果对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对那些拒绝接受教育、不愿改变立场的分子手软,仍然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已经有不少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都有不少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很能干的人。政治思想好、党性强,又有见解、有本领的人,各部门各地方有的是。因此,一方面,对那些帮派体系人物,一定要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
  我想请在座的同志们考虑,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代表大会。再往后,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应当更年轻一些。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九七五年就提出来了,现在还没有解决。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这次全会以后,需要结合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老干部都要参加,搞个小整风也好,无非是对照条文看合格不合格嘛。一个人十分之九合格,或者十分之七八合格,这就很好。当然百分之百合格的人也有的是。不合格的就要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他们转变。
  第三个问题,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革就无所作为。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嘛。
  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时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应该说,过去我们的书记处工作效率不算低,原因之一就是做出决定交给专人分工负责,他确实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独立处理问题。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办事效率太低,人民很不满意。这样能够搞四个现代化呀?我希望,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体成员都参与,有几个人一议,就定了。有些事情可以一面做,一面报告政治局和常委;要上面讨论的事情可以等,备案性质的就不要等。各级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比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只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厂里的生产、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应该由厂长负责统一指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包起来。厂长和几位副厂长也各有专责,有管技术的,有管科研的,有管财务的,有管后勤的,等等,需要商量的事也可以几个人商量决定。上下都要讲究工作效率。这样做,难免有时要犯一点错误,但这种错误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沓沓、长期解决不了问题的错误好得多,也容易纠正。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这次会议的效率不算低,几天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解决得比较好。中央全会带了个好头,我看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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