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疑案》

第04章

作者:玛格丽特·杜鲁门

水门 六○○办公大楼

一个丰满的墨西哥姑娘接起了电话,“晚上好。墨西哥一美国贸易联盟。”

还好,这个办公室的设备还没有升级到电视电话的程度。对方严峻的口吻让她的表情很难看。

“他正在开会,赞格瑞达先生。他说过不让打扰。”

曼纽尔·赞格瑞达的回答似乎是让她明白她必须把她的老板叫出会议室,这使她脸上又现出几次难看的表情。

“但是,赞格瑞达先生,我……”

电话里传来“啪嗒”一声,她把电话拿开,看着它,就好像这东西刚刚当众做了什么失雅的动作似的。

她身后的门开了。

“刚才是谁?”韦勒问道。韦努斯迪亚努·韦勒,这位联盟的经理是个矮胖的男人,穿裤子得用背带,省得肚子前面让腰带勒出鼓鼓囊囊的…圈肉来。他穿着黑衬衫,戴着褐色领带,裤子的背带却是黑色的,他的头发黑亮如炭,而且浓密均匀得像鞋刷,额头上的发际线低得很不自然。

“赞格瑞达先生,”她说,“他想让我把您从会议室叫出来,不过……”

“找他回来。他在哪儿?”

“在他办公室。他说他会在那儿再呆一个小时,然后就去参加艾普赖尔先生的聚会。”

“把他找来,就现在。”韦勒“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15分钟后,韦勒已跟曼纽尔·赞格瑞达谈过,他穿过过道,向右一拐,在相邻的一间办公室门口停住。门上木制的小标志上也烫着金字“墨西哥-美国贸易联盟。”他按了门铃,不耐烦地等了一会儿,门开了,他走了进去。套房的一部分放着各种高科技的通讯设备,他径直走进后面的小房间,一个年轻人正坐在桌后,他深思悲伤的脸庞就像是刚从男人时尚杂志上走下来的。他抬起头,往他的转椅上一靠,双手放在头后。

“墨西哥城有消息了吗?”韦勒问道,在房间里另一把椅子上坐下。

“还没有,”年轻人说,“你是了解他们的。他们说是要给个答复,可从不说到做到。”

“赞格瑞达已经等不及了。”

这句话给年轻人脸上挂上了一点笑意,“这不算什么新闻。”他说。

韦勒没有笑。他用西班牙语说:“我可不喜欢这样空等着。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问题往往就是这样出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也无能为力呀。墨西哥城那边是了解情况的。从中午到现在我已经打了四次电话了,还发了电子邮件。每次他们都会说有答复的。要是你希望的话,我就再试试。”

“不用,不必了。”韦勒走向窗台,从那里可以俯视肯尼迪中心,参加多明哥音乐会的车辆陆陆续续地到了。他没有转身,说:“赞格瑞达今晚要参加那个募捐晚会。副总统本来不想邀请他,不过咱们的朋友算是劝服了他。这个副总统真是个白痴,琼斯。他真该跟总统先生好好学习,总统先生可是个实用主义的榜样。”看琼斯·坎帕斯没吱声,韦勒转过身来同情地看了看他年轻的同事,就像一位教授看看他可怜巴巴没听懂的学生,“一小时后你会在哪里?”

“就在这儿。”

“你工作这么晚,你的弗洛瑞斯小姐怎么说?”

“劳拉?她自己也工作得很晚。”

坎帕斯最近经常见劳拉·弗洛瑞斯,一个在华盛顿工作的年轻迷人的墨西哥姑娘。韦勒很了解劳拉在墨西哥城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她那有钱的做生意的父亲。正因为他十分了解这个家庭,所以弗洛瑞斯先生对他女儿的失望他也就更加理解。弗洛瑞斯小姐一直是个很倔强的女人,做学生的时候就在墨西哥领导过抗议活动,现在到了华盛顿又成了个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者。

“我要回家了。”韦勒说,“一有消息你就告诉我。车里的电话、我家里的号码,你总能找到我的。”

“当然。”

韦勒回到他的办公室,整理好手提箱,穿上西服、雨衣,戴好帽子,走到前台跟露莎道晚安,露莎正在翻阅《墨西哥艺术》里面精美的照片。

“我刚才太暴躁了,真抱歉。”他微笑着说,“压力太大了。有时真让人烦。”

“用不着道歉。我也理解这段日子大家都不容易。”

“你们家里来信了吗?”

“对。他们都很好。我弟弟要上大学了。”

“unam?”

“对。他本想上私立学校,可费用……”

“是啊,上私立学校太贵了。”

unam是墨西哥国立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缩写,过去一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温床,尤其是它的经济系。可是,从90年代起,随着它的国家开始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付诸行动后,宣讲更实用的市场经济理论与技术的私立大学招生几乎翻了两番,尽管其学费昂贵,但学生总数比unam少不了多少。初出茅庐的墨西哥领袖们预感到他们的国家正在走的道路,并为此准备着。许多招聘启事的后面都附有一条:“不要unam毕业生。”

“不知我能帮什么忙?”韦勒说。

给钱,露莎想。“谢谢。”她说。

“晚安。”

“晚安。”

韦勒把车子从办公楼下面的停车场倒出来;驶向他家所在的华盛顿的一个叫“亚当-摩根”的很有生机、文化多元的地区。

一年前,他被选为墨-美贸易联盟的新经理以代替患癌症死去的前任时,他们家才搬到那里。尽管这个职位代表着墨西哥城首脑的信任,可要他告别过去舒服的日子,心里还是很不情愿的。1982年,在政府接管墨西哥中央银行时,在那个有可能对墨西哥经济造成灾难的危机时刻,他就站对了政治立场,从而享受到了一系列的好处。由于他对墨西哥“轮流上台的独裁者”,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所表现出的忠诚,党赏给了他一连串在银行的合算差事,使得他一家都过上了上层中产阶级的生活。他曾经试着说服他的老板们别把他派到华盛顿来,可最终也只能乖乖地听话。美国下一届总统选举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贸易联盟将来的命运需要一个有着韦奴斯迪亚努·韦勒的见识和资历的人来指引。韦勒意识到给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是一种适度的奉承;但他也了解,拒绝这个职位将意味着他在家中权威的降低。“先干两年吧,”他被这样告知,“如果联盟的任务能出色地完成了,你会有好处的。”

如今,几乎是风平浪静的一年算是过去了。

第二年已经开始露出它狰狞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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