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杀人案》

第13章

作者:e·s·加德纳

佩里·梅森正在研究多里丝·萨里·肯特起诉彼得·肯特一案中的抗辩,德拉·斯特里特悄悄地从外间办公室走进来说:“艾德娜·哈默在外面呢。她十分紧张不安,我认为你不该让她等下去。她在哭,有点儿歇斯底里。”

梅森皱起眉头,说道:“怎么了?”

“我不知道,可能是她舅舅被捕造成的过度紧张。”

“不,”梅森慢慢地说,“今天早晨她就知道,他们会逮捕他;但当时她就像个小战士一样勇敢地面对着那件事。”

“你最好密切注意那个女子,”德拉·斯特里特告诫道,“告诉她,不要把事情都担在她自己肩上,让别的什么人去操心他。她很冲动,如果她不小心的话,她会精神崩溃的,那时,上天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

梅森点点头说:“叫她进来吧,德拉,而且你别走。”

德拉·斯特里特拿起电话,“叫哈默小姐进来。”她冲话筒说。门开了,艾德娜·哈默紧张的五官扭成一种敷衍的笑容,德拉走上前去,用胳膊楼住了那个姑娘的肩膀。

艾德娜·哈默进来后关上门,按德拉·斯特里特的安排,走到那把填充过满的大椅子旁,坐在上面,说道:“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

梅森问:“什么事?”

“杰里踩上了一个陷阱。”

“什么样的陷阱?”

“一个警方设置的陷阱。”

“出什么事了?”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就说出了最糟糕的话,现在他要想不做对舅舅不利的证人,得溜掉才行呢。”

“他说什么了?”

“他说,在他动身前往圣巴巴拉之前大约半小时的时候,他去拿开塞钻,那把切肉刀不在餐具柜里。”

梅森跳了起来,“哈里斯肯定吗?”他问。

“他说他肯定。”

“而且他就这么对地方检察官说了?”

“是的。”

德拉·斯特里特沉思着皱着眉头,说道:“这事有那么特别重要吗,头儿?”

他点点头:“那把刀是整个案子的关键。你不明白吗?如果肯特计划进行一次蓄意谋杀,但想使事情看去像是他在梦游,特别是如果他知道艾德娜为了保护他会把餐具柜锁上的话,他自然会在睡觉以前把那把刀拿出来。”

“为了建立一个梦游的证据,我们必须证明,他是在睡眠中起了身,是在睡着的情况下拿到了那件凶器,犯下了杀人罪,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做的。”

“也许,”德拉·斯特里特说,“哈里斯搞错了。”

梅森阴郁地摇摇头。

“不,”他说,“现在我得停下来仔细考虑这件事,这是此案中显得十分不对头的一件事,他不会弄错的。你看,艾德娜手中有那个餐具柜的惟一一把钥匙。她锁那个抽屉时我和她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认为那把刀想当然是在里面。我们并没有打开抽屉来搞清楚。早晨,那个抽屉仍然锁着。那个管家来找艾德娜帮他找钥匙。她耍了点儿花招,掏出了它,假装它始终是在那个餐具柜的顶上。”

艾德娜·哈默用手帕捂着脸,抽泣着。德拉坐在那把大椅子的扶手上,拍拍她的肩膀,“别哭了,”她安慰着,“眼泪没有用。”

梅森踱起步来。

过了几分钟,德拉·斯特里特终于使这个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姑娘镇定下来,但梅森仍然以那种固定的节奏踱着步。

艾德娜·哈默终于主动讲话了,“我要尽我所能地解决这件事,”她说,“杰里要坐飞机走,还没有给他发传票呢,他要到他们找不到他的地方去。告诉我,那样做没事吧?”

梅森眯缝起了眼睛,问道:“他做出供述了吗?”

“是的。”

“他在上面签字了吗?”

“没有,我想他没有。那是用速记记下来的,我说,在给他发传票之前,他不能离开这个城市,到哪个外国去吗?”

梅森说:“就公众感情来说,那会看起来糟透了的。地方检察机关会在报纸上大加宣传的。他们会明白表示,他是为了逃避作证而神秘地离开的,他现在在哪儿?”

“在他的车里,在您办公室街对面的停车场等着呢。他已经把行李装好了,订好了去墨西哥城的一架班机。然后他会从那儿去……”

外面走廊上一阵騒乱,一个女人尖叫的声音在说:“得为您通报才行。”紧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恼怒地叫道:“走开。”

门一下子开了,面色冷峻的杰里·哈里斯无礼地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长方形的纸。

“天哪!”他说,“他们找到了我——像抓个该死的傻瓜一样抓到了我——就在您办公室前面的停车场上我自己的车里!”

“抓住你什么了?”梅森问。

“抓住我,给了我一张传票,要我在明早10点出庭,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

梅森伸展开双手说:“噢,地方检察官抢在我们前面了。汉米尔顿·伯格可不是傻瓜。”

“但是,”艾德娜问,“他能不能仍然离开呢?那趟航班今晚起身……”

“他们现在无疑会在监视他,”梅森说,“他们看见他在那张传票发出后到这个办公室来了。如果他现在离开这个国家的话,我就会受到律师协会的审查的。这可是个不怎么样的主意。不,我们得勇敢地接受这件事。坐下,哈里斯,把这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我极为抱歉,”哈里斯很不中听地说,“反复考虑这件事,我很想知道我还能不能改口。当然了,开始那看上去不是很重要,我在对地方副检察官的供述中很肯定……”

“这么做没必要,”梅森反驳说,“没有你的供词,他们也差不多会这么想,因为是艾德娜锁上了那个抽屉,拿着那把钥匙。那把切肉刀不可能在里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他们不知道我锁上了那个抽屉,”艾德娜说,“我会发誓我没锁。我……”

“你要讲实话。”梅森说,“任何时候,在我为了使一个委托人无罪开释而必须要依赖伪证时,我就退出,不再办案了。如果他是无辜的,我会得到证据使他得以解脱的。”

电话铃响了。德拉·斯特里特拿起听筒,随后递给梅森。

“保罗·德雷克打来的,说‘重要极了’。”

梅森把听筒放到耳朵上。德雷克的声音终于有了这么一次,显示出了足够的激动,克服了他习惯的拉长声,说道:“你想知道多里丝·萨里·肯特在洛杉矶时去了哪儿吗?我的人一直在打电话报告。就在刚才,我得到了消息,她的绿色帕卡德敞篷汽车停在街对面的一个停车场,她正在过马路向你的办公室走去。我想你或许需要一两分钟来把你的房子整理好。”

梅森“咣啷”一声挂上电话,打断了德雷克“咯咯”的笑声。

“听着,你们两人,”他说,“多里丝·肯特正在往上走呢。她可能会向我做出一个提议。如果她在这儿或是在走廊里碰见你们的话,那可能会使她受到拘束。斯特里特小姐会把你们领到另一个房间去。警报解除后,你们可以溜到走廊去。”

“艾德娜,他们可能会在街上的大门口拿着一张传票等着你。不要试图躲开传票。做个好姑娘,微笑,什么也不要说。”

“好吧,德拉,领他们到法律图书室去吧。”

德拉·斯特里特刚从法律图书室回来,梅森的电话就响了,外问办公室的一个姑娘说:“多里丝·萨里·肯特太太坚持要见您,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梅森说:“带那位女士进来吧。”他挂上电话,对德拉·斯特里特说,“到你办公室去,德拉,为这番谈话做记录。”

他拨动了一个开关,它将室内电话扬声器与他秘书私人办公室中的电话联接在了一起。尔后他抬起头来,用期待的目光看着通外间办公室的门。

德拉·斯特里特正在关上她办公室的门,交换台接线员打开了另一扇门,引进来一位30岁出头的迷人女子,她睁大了蓝色的眼睛,冲梅森微笑着。

梅森评判地打量着她,将那展示得恰到好处。足以引起兴趣、但并没满足好奇心的踝部,由口红加以强调的丰满的红chún,以及挽得很好看的金发尽收眼底。她用容忍的微笑面对着他详细的审视。她毫无忸怩之态,向梅森的办公桌走过来,伸出手说:“您和我见面真好。”

梅森指指一把椅子。

“我听说了好多您的事,”她说着,把椅子拉过未,这样,她不仅面对着他,他还可以有利地看到她交叠的双膝,“他们告诉我,您是个非常聪明的律师。”

“我的名声,”梅森说,“可能有很大的变化呢,那要取决于一个人站在原告还是被告的立场讲话。”

她的笑细声细气的。

“别那样,”她说,“您知道您很好。为什么不承认呢?那是我和律师们相处的麻烦事——他们害怕承认任何事情——总是害怕什么人在为他们设陷阱。”

梅森没有微笑。

“那么,好吧,”他说,“我很好。那又怎么样?”

她估量着他,目光中迅速地掠过一丝不安,但她保持着那个笑容,丰满的红chún友好地张开了,显露出整齐的两排皓齿。

“这么说您在为亲爱的老彼得辩护了。”她说。

梅森什么也没说。

“您能使他获得解脱吗?”

梅森点点头。

她打开手包,掏出一个烟盒,打开了它,向梅森伸过去。

“不要,谢谢,”他说,“我自己有。”他从自己的烟盒里挑了一支。她把头微微斜向一边,露出期待的目光。梅森向她走过去,为她点着了烟,她充满笑意的眼睛向上径直看着他的眼睛。

她吸了一大口烟,很满足地品尝了一下,从鼻孔中呼出两股一模一样的烟,说道:“我来看看我能帮什么忙。”

他扬起了眉毛。

“帮忙来开脱可怜的彼得。”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我可以作证。他得了一种越来越重的精神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使他经常丧失理智,特别是在夜晚。有不少次,他醒过来,显示出为一些妄想所折磨的迹象。开始我以为他是试图杀死我,但是,回想起来,想起某些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我现在可以意识到,可怜的彼得得了很重的精神病。他在芝加哥有过一次神经病发作,根本就没有痊愈。”

“还有别的吗?”

她微微皱着眉,看了他一眼,那微笑不再那么明显了。

“您还想要什么?”她问。

“你想告诉我的任何事。”

“在我知道我的确切地位以前,我认为我不想再告诉你什么了。”

“在哪一方面?”

“您是否打算和我合作。”

梅森慢慢地说:“我看不出哪儿有妨碍合作的任何问题,肯特太太。如果你有什么证词要告诉我,我会很高兴地去听。”

“我可以为许多事作证。也许,如果您告诉我,为了使您的辩护站得住脚,您究竟需要什么的话,我可以想出一些与之有关的事情。您看,在婚姻生活每日的接触中,有许多没有被完全忘记的事情,然而这些事又不能随时回忆起来,除非有什么事来唤起记忆。因此,如果您把您需要的东西告诉我,我或许能帮助您。您不需要在法庭提问时为我操心,我可以照顾自己。”

“意味着你可以支配陪审团吗?”梅森问。

“如果您想那样说的话,是的。”

“很好,”梅森告诉她,“留下你的地址,如果我能想起任何事,我会和你联系的。”

“您现在想不起来吗?”

“想不起来。”

“我想知道您是不是……嗯,我说接受能力很强。”

“我非常感谢你来,但是,你不认为,如果你打算讨论这种性质的问题,你让你的律师和你一起,不是更好吗?”

她向他倾过身去说:“我要对您坦率地说,梅森先生。我很高兴您提起我的律师。”

“为什么?”

“因为,”她说:“我还没有和我的律师签任何协定呢。我一直在拖延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想签个合同,如果我的官司打赢的话,他得到我所得的任何东西的一半。除非迫不得已,我不想付给他钱。现在看来不必那样,您看不到吗?我丈夫的地位使他不能再和我斗了。”

“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需要我的作证。如果我能以他神智狂乱为基础,使他从这个谋杀案中得到解脱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使那个离婚案无效了。那时,因为我是他妻子,我就会是他的财产的监管人了。”

“这一切我都看到了,”梅森说,“但是,除非你的律师在场,我不想和你讨论它。”

“为什么?”

“职业道德。”

“我看不出您为什么不能讨论我的证词。”

“我可以讨论你的证词,但我不能讨论这个离婚案。”

“在我看来,梅森先生,您非常非常谨慎……非常有职业道德。”

“没错。”

她的脸上一点儿也没有使性子的表情,但是,她恶毒地把那支烟在烟灰缸里碾成几乎是乱七八糟的一团。

“太有职业道德了,而那不像您的作风。”她说着,站起来,马上向通走廊的门走去,竟没有回头再看一眼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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