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敲八下》

六、拿斧头的女人

作者:莫里斯·勒布朗

大战以前叫人最迷惑不解的一件事情,当然要算是人们说的拿斧头的女人那件事了。要不是在最残酷的情况下,普林斯·雷莱恩或者说亚森·罗平不得不来处理这件事的话,还有,如果我今天不把他提供给我的详细情况公之于众的话,这宗疑案是怎么破获的,只怕至今不会有人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让我来讲讲事情的经过吧。那时候,在18个月的时间里,有五名妇女神秘地失踪了,这是五名有着不同社会地位的女人,年龄全.在20到30岁之间,都住在巴黎和巴黎管区内。

这5个女人的名字是:莱道夫人,一位医生的妻子;阿登特小姐,一位银行家的女儿;科弗瑞小姐,库贝沃伊那儿的一个洗衣女工;维尼斯特·霍莱恩小姐,一个女裁缝;还有格罗林格夫人,一位艺术家。这5个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没能够追查到一点蛛丝马迹,能说明她们为什么离开了她们的家,为什么她们没能回去,是谁把她们诱骗走的,又怎么能够把她们关押起来,她们又被关在什么地方。

所有这些女人,一个接着一个,在她们离家出走后一个星期,都在巴黎西郊的什么地方被发现;每次被发现的时候,她们都已经成了一具尸体,而这些被害的女人全都是被斧头砍在脑门上致死的。她们的身体因为缺少食物,饿得只剩下了皮包骨头,全身还被捆绑得结结实实。而每一次,就在离她们那血污满面的尸体不远的地方,总会发现车轮碾过的痕迹。这就证明,尸体是被人用车从什么地方运来,扔在那儿的。

这5次谋杀事件是这样的相似,以至只要对其中的一次作过调查,就可以回答所有5次案情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调查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一个女人失踪了,一个星期以后的某一天,她的尸体被发现了,这就是全部情况。每次捆绑她们的绳子几乎都是一样;每次留下的车轮痕迹也一样,而且斧头砍下去的方式也都一样:

斧头总是正正地砍在头顶上,刚好砍在额头的正中央。

犯罪的动机是什么?是谋财害命?因为这5个女人的珠宝首饰、钱包,还有其它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可是从弃尸的地点来看,都是荒郊野地,抢掠财物的人也很可能是路经那些地方的盗贼,甚至还可能是某些见财起心的过路人。当局也曾认为这可能是有人在实施一个报复计划,或者是有预谋地在除掉一批人,这批人可能存在着某种利害关系,比如说,这些人或许都是某一笔巨额遗产的继承人。诸如此类的推测一个接着一个,可是,一次又一次地,人们又掉进了五里雾中。每次有人提出一种理由来,可是只要考查一下事实,马上就被推翻了。有时似乎有了什么线索,可又不得不立刻放弃。

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新闻。有一位扫街的妇女,在人行道上捡到了一个笔记本,本子里面,除了一页以外,全都是空白。而这一页上,竟写着被害的5个女人的名字,按她们被害的日期先后顺序排列,而且,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三位数的数字:莱道,132;维尼斯特,118;等等。

当然,仅仅是这件事看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慢着,这名单上并不是5个人,后边还写着第六个人的名字!是的,就在“格罗林格,128,”这一行的下面,写着“威廉姆森,114。”难道这个人就是第六个将要被杀害的人不成?

威廉姆森,显然是一个源于英语的姓名,这就大大地缩小了调查的范围。事实上,也没花多久的时间就查明了,有一个叫威廉姆森·霍迈恩的小姐,在奥托伊尔那儿一家人家里当保姆,她已经离开那儿,回英格兰去了。虽然她动身前,就已经写信给她在英国的姐妹,告诉她要回去的消息,可打那以后,她的姐妹们就再也没听见她的任何消息了。

一轮新的调查又开始了。一个邮递员在移登的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威廉姆森小姐的脑袋被从中间劈开了。

我用不着再去描述那群情哗然的场面了,也用不着去写那些看了这个名单的人们那种被恐怖所笼罩、全身发抖的样子了,因为现在毫无疑问,这个名单就是那个凶手本人写的。比这记录本身更叫人可怕的是,这名单就像是一个生意人认认真真地记下来的帐目:“在某一天,我杀了某人;在某一天,我杀了某人!”

现在,总共已经有了6具尸体。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笔迹专家们经过鉴定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毫无异议地宣布这字迹出自一个女人之手。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而且是一个颇有艺术品味、富于想象力并且极度敏感的女人。“拿斧头的女人”,就像记者们称她的那样,绝对不是一个寻常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报纸,都为她花费了大量的篇幅,研究她的内心世界,结果,这些文章都被湮没在一片牵强附会、互相矛盾的解释之中。

不过,其中有一名作者,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他的偶然发现让他成了公众注意的中心。他提供了一丝真实的情况,给这漫无头绪的案件,带来了一线能穿透黑暗的光明。在猜测那些名字后面的数字的意义时,他曾经问自己,这些数字是否是代表那些把一次谋杀和下一次谋杀分隔开来的天数。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查看那些日期。他立即发现,他的设想是正确的。维尼斯特小姐是在莱道夫人之后132天失踪的;科弗瑞小姐是在维尼斯特·霍莱恩小姐之后118天被拐走的;如此等等。

这样,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警察也不得不接受这精确的和事实相吻合的结论:那些数字与两次案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完全相符。那么,把那拿斧头的女人记录在案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接着,下一个推论就势在必然了。最后一个受害者,威廉姆森小姐是在6月26号遇害的,她的名字后面的数字是114。那么,这不就是说,在114天以后,也就说,在10月18日,将又会有新的罪行发生?这也就是说,这可怕的勾当会按照罪犯的不可告人的意图,再一次重演吗?那么,从逻辑上的推论来看,她所有的作案规律不就可以归于一个结论:就是那些数字——所有那些数字,无论是以前的、还是最后的一个数字,它们的数值就是罪行发生的最后日期?

因此,在10月18号以前,在按照逻辑推论会出现另一次血腥的悲剧以前的这段日子里,人们一直琢磨和议论这推导出来的准确结论。很自然,那一天上午,当普林斯·雷莱恩和霍赖丝在电话里约好当天晚上见面时,就提起了他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事情。

“小心点!”雷莱恩一边说,一边还在笑。“如果你碰上了那个拿斧头的女人,你可得绕着道走!”

“好,要是我被那个女人拐走了,我该怎么办?”

“在你经过的路上撒下白色的小石头,直到那把斧子在空中往下劈时,你就说,‘我可一点也不害怕;他会来救我的。’这位‘他’就是我本人……吻你的手,亲爱的,咱们晚上见。”

这天下午,雷莱恩和罗斯·安德烈以及达尔布里克聚在一起,准备他们前往议会的事情。在4点到7点之间,雷莱恩买来了各种晚报,没有一家报纸报道了什么拐骗之类的事情。

9点,他去了健身房,参加一场私下举行的拳击。

9点半,霍赖丝还没来、虽然他并不着急,还是打了电话给她。回电话的是那个女仆,她说,丹尼尔夫人还没回家。

一阵恐惧抓住了他,雷莱恩急忙往当时霍赖丝住的地方跑,那是一套带有家具出租的公寓,就在蒙卡尔公园附近。那个保姆是他雇给霍赖丝的,绝对忠实可靠。

她对他说,她的女主人在两点钟的时候就出去了,手上拿着一封贴了邮票的信,说她到邮局去,还说

从邮局回来以后,再换衣服。这就是最后看到她时的情形。

“这封信是寄给谁的?”

“寄给你的,先生。我看到信封上写的是:普林斯·雷莱恩。”

他一直等到半夜,可是白费工夫,霍赖丝并没回来;第二天,她仍然没有回来。

“不要对任何人说一个字,”雷莱恩对那女仆说,“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你的女主人到乡下去了,你马上也要到她那儿去。”

就他自己而言,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霍赖丝的失踪正好可以用那个日期,就是10月18号来解释。她是那个拿斧头的女人的第7个猎物。

“按照那个推论,”雷莱恩对自己说,“离下一次斧头杀人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这一来,我现在只剩下整整7天的时间了。为了把意想不到的情况包括进去,我只能说,只有6天的时间了。今天是星期六,霍赖丝必须在下个星期五中午以前解救出来;为了保证能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最迟在星期四晚上9点以前,探听出她被囚禁的地方。”

雷莱恩在一张卡片上用大写字母写下了“星期四晚上9点”几个字,并把这张卡片用钉子钉在他书房的壁炉台上面。然后,在星期六的中午,也就是霍赖丝失踪后的第二天,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在这之前,他关照他的仆人,除了送饭和送来信件之外,任何其它事情都不得打扰他。

在那里,他几乎是寸步未离,度过了4天。一进屋,他就叫人给他买来了所有的详细报道那6次谋杀事件的主要报纸。在把这些有关的文章一遍一遍地读完之后,他放下了百叶窗,拉拢了窗帘,插上了门,在昏暗的房间里,躺在沙发上开始思考。

直到星期二晚上,情况比上星期六没有任何进展。事情还是一如既往,一团漆黑。他没能发现任何有用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线索,也没有找到最小的能够寄以希望的理由。

尽管他有着巨大的自制力,尽管他对自己的智力充满无比的信心,可他也不时痛苦得发抖。他能按时达到目的吗?看来,没有理由能够认为,在余下的日子里,他能比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把问题弄得更清楚。这也就是说,霍赖丝逃脱不了被杀害的命运。

这个想法不停地折磨着他。说起来,他同霍赖丝之间有着一种不同一般的、强烈而深刻的感情,这种感情,远远不是旁人从他们那种表面之间的关系能想象到的。

开始时,是一种好奇心,接下来有了第一个愿望,就是那种想保护她的冲动。后来,还有为了使她从不愉快的事情上面转移心思,用开心的事鼓励她坚定生活的信心的种种努力,所有这一切都转变成了爱情。以前,他们谁也没觉察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总是在危急的关头彼此关照着去拯救人家的性命,面对的是他人的危险,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生死安危。可是,今天,面对着危险对他们自己的第一次冲击,雷莱恩意识到了霍赖丝在他的生命中有多么重要,而他现在已经濒临绝望的境地,明知道她成了人家的阶下囚,很快就要死于非命,他却没办法去救她。

又是一个狂躁不安的夜晚,他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把这件事翻来复去地想过来想过去。星期三上午,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他快要退却了。他不再像个隐士那样,把自己关起来,他打开了窗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下又冲到街上,然后又跑回来,以此来逃脱那死死地纠缠着自己的念头:

“霍赖丝正在受着折磨。……霍赖丝已经处在危急的关头。……她已经看见那把斧子了。……她正在呼喊着我。……她正在哀求我。……而我却毫无办法……”

时间已经到了那天下午6点,在看着那6个名字时,他的内心感觉到了一阵轻微的冲击,这就是他正在寻找的那种真相的信号。一线亮光照进厂他的大脑。当然,可以肯定,这不是那种能让真相大白的光明,但也足以告诉他行动的方向了。

他的作战计划立即就形成了。他打发他的车夫阿道夫到各个大报馆去,要他们在第二天早晨的广告专栏里,用大字登上几行广告。他还让阿道夫到库贝沃伊的洗衣房去了一趟,那是科弗瑞小姐,也就是那6个人里第二个遇难者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星期四,他没有出门,这天下午,收到了几封响应他的广告的信件。然后,又来了两封电报。最后,在3点钟光景,来了一封快信,上面盖着特罗卡德罗的邮戳,看来,这就是他等待着的那封信了。

他查阅了一本指南,从上面记下了一个地址——“德·洛里亚·瓦尼先生,退休的殖民地总督,克莱伯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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