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恶人》

第三章

作者:h·列昂诺夫

二月二日,星期五,客人们在戈尔斯特科夫家的住宅中聚会,这是一桩使女主人既感到高兴,同时又感到头痛的事情。尼娜·季美特里耶芙娜出生于世居本土的俄国家庭,俄国家庭中人人都十分慷慨地款待客人。摆满各种小菜的餐桌上传来一道道肉片稠辣汤、羊腿和火鸡,或则是鹅肉炒苹果,一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女儿对此的各种规劝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尼娜决不能只吃夹心面包和果子蛋糕,也不想听见人家说,客人登门不吃东西,只是谈谈话而已,当餐桌上仍然放着许多原封未动的菜食的时候,她真会感到扫兴。而今天女儿不在她身边——尤里雅明天才回家,因此正好依照最高等级的宴会规格摆桌开饭。

关于巴黎发生的事情,尤里·卡尔洛维奇一无所知,他仍旧保持着最佳情绪。正如一个人既是有经验的、谨慎的、机灵的金融家,同时又是殷勤的有几分幼稚的主人,兼而备之,但是这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来宾和睦友好,男女主人都想共同庆祝的银婚之喜成为他们团聚的托词。一清早祝贺的电话铃声就响了,晚上八点钟九位客人和被庆贺的人都聚集起来,而不得不挪开那张偌大的,还是祖先留下来的桌子。

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聚会的人们是形形色色的,他们属于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对政权机关的上层来说,这种聚会是一件不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总统助理日丹和副总理巴尔丘克,具有无限权力的将军科尔夏诺夫的助理谢沃斯齐扬诺夫上校和反间谍机关的副局长沃洛金还在某种程度上勉强可以并存的话,那么总统候选人和民主同盟领袖的密友阿连托夫和某一共产主义同盟主席叶尔金(昨天还是其他政党党员)和鲜为人知的商人尤丁同坐在一张会议桌上似乎极不相称。人们都已经开始计算总统选举之前的日子,尽管总统和共产党人的领袖十二月份在戈斯东举行的选举中业已获胜,他们还没有正式提出候选人,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问题仅在于拟定一份正式声明。三十七岁的民主党人的领袖,总统候选人和阿连托夫的朋友也还没有最后发表政见,但是民主党人并没有其他领袖,因此在会议桌上集会的实际上只有三个主要党派的代表,他们在六月不得不为俄国君主的王位而开展斗争。

男女主人的银婚并没有使在座的任何人感到过于激动。尤里·卡尔洛维奇·戈尔斯特科夫不仅是百万富翁,而且是俄国主要金融结构的无冕领袖,在西方国家的心目中,他是最有权威的俄国金融家。因此,尽管报纸和电视节目不停地重述,只有主人们自己才能恢复已经崩溃的国家经济,从旁指望援助是很幼稚的,而西方承诺的几十亿美元并不能使政治家们睡得安稳。

谁应该睡得安稳,人人都十分清楚,戈尔斯特科夫极不愿意参与政治赌博,即使他走来,也不谈什么事情,对问题避而不答。今天来出席这次平淡的纪念会的每个人都认为,他本人必将成为筵席上的唯一佳宾,如若他知道这家人的殷勤好客,他即使在宴饮之时未事先获得主人的支持,那也能够琢磨透他的情绪。

当大家聚到一起入席就座的时候,开始了一阵短暂的休息,大家都觉得绝望,在这样一些人中竟连所谓非正式谈话也无法进行。尤丁不追求任何目的,只是同情一位更年轻的幸运的同事,自然有点妒忌他,他照例举杯,说了几句该说的应酬话,迫使“几个青年人”互相亲吻,亲热一番。

主人很晚才明白,入席就座的宾客尽是形形色色的,所以他怀着真实的同情看看鲍里斯·尤丁,知道这个人极其诚挚,没有求情的任何意图,因为他牢牢地站稳了脚跟,所以不会去倾向任何一边,他本人是不重视政治的。

受庆贺的夫妻接了一阵响吻,女主人满面通红,甚是殷勤地款待客人,好像他们是在清晨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逃了出来。

反间谍工作人员沃洛金和总统警卫处副主任都没有偕同妻子前来出席纪念会,他们并排地坐着,在俗世生活里他们暗地里互相仇视,而今日虽未达成协议,却宣布暂时停战。

“啊,既然有这样的场合,就让我们以‘你’相称,痛饮一杯,不去谈论政治问题。”沃洛金以上级身份说话,饮了一杯酒。

“在政治方面我也是一窍不通的,”谢沃斯奇扬诺夫也喝了一杯。“我的事儿是看小牛,把它送来送去,不准哞哞叫。”

“你干嘛来了?”沃洛金知道,邻座的人在撒谎,他根本没有看起来那样憨厚。

“上级开了口,我就出发了,”上校又斟了一杯酒。“谁在六月份能出任国王?没有人知道,而卡尔洛维奇,”他向主人点点头,“在任何一次摊牌的时候,他决不会变成挨打的王牌。”

“甭说吧,尤里,甭说吧!”将军内行地倒转了酒杯。“有人开始转舵,一切都会发生的。”

“我和你是在真正的主人部下服务的,我们知道,眼前的人不是那些伙伴们。他们有武器,但没有子弹。主人的工作他们力不能及,而那些大人物站在高处,就像站在他背后一样,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与你也是与我同样有关联的事实。”

奥列格·叶尔金是个身材矮小的青筋赤露的男人,他不知通过什么方法从边远地区爬进了国家杜马,及时地投靠某一政党,并且保住了第二期的代表当选证书。主人们首次和他见面。谁请他出席午宴,是不是有人邀请他,根本不知道,他曾与民主党人的主要领袖之一,科学博士阿连托夫热烈地进行论战。辩论逐渐变成叶尔金的激烈的独白。阿连托夫惊讶地望着,赞同地点头。是的,这样的交际未必可以称为论战。叶尔金的发言包括几个不同政党的某些互相毫无联系的号召和口号。

“一切都很简单啊!私有财产当然要保留下去。衣服对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至于床位、汽车,那只要出示证明,证明他在什么地方挣到这笔钱。人们都应该很好地生活,学习、就诊或者住医院,都应该免费。我们不向任何人夺去任何东西,但是要让人们在合理范围内占有自己的财产,一个人应该把多余的东西送给他人。您赞成吗?”

“是的,是的,那自然,多余的东西必须交出去。”阿连托夫一面点头,一面想到,鬼才使他出席了这次宴会。

尼古拉想看见尤里雅,不知道这个姑娘不在莫斯科。他和戈尔斯特科夫的女儿会过两次面,他们在某次人声嘈杂的,颇能令人陶醉的晚会上跳舞,之后很久地进行谈话。青年政治家不知道,这个姑娘是金融寡头的女儿,把她看成是一名女新闻记者。他喜欢尤里雅这个女人:强健的柔软的身段,开朗的令人倾倒的微笑和惊人的自由不拘。她不向他询问政治问题,不对经济改革一事发表空洞抽象的议论,这两点很合他的心意。他们二人都喜欢而且善于跳舞,并在舞步中感觉到身体和精神的和谐。

尤里雅知道,她的舞伴是某一政党的著名人物,并想起了她在电视中见过他,不过他们只是互通姓名作了一次自我介绍而已,在那天晚上这个姑娘还不知道尼古拉的赫赫大名。在类似的晚会上跳舞的人并不多,一对年轻的伴侣往往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出席晚会的人们之中传来了一阵耳语声,尼古拉漫不经心地听见:

“阿连托夫真识货……祖祖辈辈掌权的人就这样诞生了。”

阿连托夫有几分醉意,他有所爱,认为他所听见的话毫无意义。临别时他提出那个正常的男子汉向他喜欢的女人提出的问题:

“我们是还要会面的,允许我给您挂个电话吗?”

“您是个男人,要敢作敢为!”尤里雅笑嘻嘻地回答。

“可我不晓得您的电话号吗。”

“您试一下,把它查出来!”她又哈哈大笑,急急忙忙向出口走去。

“尼古拉,你想说,你和一个姑娘度过了整个夜晚,并不晓得她是俄国最富有的及笄姑娘吗?”第二天他的秘书和朋友问阿连托夫。

“不知道,”尼古拉答道。“你不相信我?我说的话还不够么?”

“问题不在于我所相信的事,”秘书回答。“如果你是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国家杜马的代表,你要和金融寡头戈尔斯特科夫的女儿相会,这就会浮现出来,而且人们会给予片面的评价。”

“我不是自由人么?”

“自然,大政治家是个不自由的人。”

阿连托夫思索了一会,表示同意,便不给尤里雅挂电话了。过了一个月。尼古拉开始忘记那个令人陶醉的晚会,身段柔软的少女,她的逗弄人的微笑,那时尤里雅自己给他营业所打了个电话,嘲笑地问道:

“您总是不履行诺言吗?”

阿连托夫立刻听出是她的声音,十分冷淡地打了个招呼,并以记性差作为借口,说他好像没有作过任何承诺。

“不信守诺言还是记忆力很坏?我甚至不知道,对一个职业政治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吗?”

他们又互相说了几句尖刻的话,尼古拉然后说道:

“尤里雅,饶了我吧,我从早到晚精神上感到压抑,很想见见您。”

“我考虑考虑您的建议,”姑娘回答。“在稠人广众面前不能和您一块儿露面,您太出名了。请您到我那里来做客吧。不是到实业家戈尔斯特科夫的女儿那里来做客,而是到喜欢跳舞的姑娘那里来做客。请您来吧,我得决定我以后对您采取怎样的态度。”

阿连托夫在尤里雅的套间里度过了一个美妙的黄昏。他们一同跳着舞,饮了一点酒,他们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来,只是更加给弄糊涂了。他接连工作二十四小时,其中包括必需的短暂的睡眠时间,但是他心中老是丢不开尤里雅,这种思想使他激动不安,有时候简直使他发疯了。他正在解决自己生活上的主要问题,一个平常的姑娘,算不得一回事,居然妨碍他,使他不能把精力完全倾注于工作。昨天秘书把戈尔斯特科夫夫妇银婚纪念的请帖转交给他了,说尤里·卡尔洛维奇亲自打来电话,事先通知一下:只有几个人出席纪念会,据说实业家想和阿连托夫私下讨论几个业务上的问题。

“我希望你明白,由于你曾经同他女儿跳过舞,所以谢绝这种建议是不明智的,对吗?”秘书嘲笑地问道。他不知道,尼古拉和尤里雅还会过一次面,这两个年轻人的相互关系已经超过了平常的舞伴关系。

你瞧,尼古拉来了,他摸清了情况,来宾中包括副总理和总统助理,阿连托夫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普通关系,在正式宣布候选人选举之前真的只剩下几天了,因此今天他们之间的关系简直是太紧张了。反间谍机关的副主任,与科尔夏诺夫将军接近的人物的入席就座绝不会使气氛趋于缓和。主要是阿连托夫想和尤里雅见面,谈谈话,但她不在家,明天她才能从巴黎回来。

尼古拉喝得很少,只是随心所慾地喝点香槟酒和纯葡萄酒,可是情势使人觉得很不自在:自称共产党员的叶尔金常在邻居中尽自胡扯,引起人们的注意,终于使得阿连托夫心绪不宁,于是他喝了三杯伏特加。其实不应该这样做。

自然,总统的助理日丹和副总理巴尔丘克正在谈论即将举行的选举问题。

“从第一次尝试起,总统是赢不了的,”日丹说。“车臣像一颗卡在肋骨之间的子弹,不让人家正常地呼吸。”

“谁也不会向他射击,男人应当会使用武器,不允许故意枪伤自己的士兵。”巴尔丘克回答,同时向妻子的酒杯中斟上淡淡的葡萄酒。

“男人们,你们即使停止一小时不论争,行吗?”日丹的夫人用任性的声调发问。

“维罗尼卡,我请你,”丈夫阻止她,向巴尔丘克转过身去。“安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谁开枪射击,今天没法查明。我们大家都面临着选举。我不是说总统是神圣的,但若他败北,以前的政党就会来执政……”

“我们是在他们手下,而不是在当代人手下生活过,那些年老人有点儿专横,”巴尔丘克打断他的话。“我自己反正一样。以前的政党来执政,政府就要垮台啦,如总统留任,他也会把人人出卖的。六月份以前我能够过着安定的生活,此后不得不忙得团团转了。”

“你干嘛老讲自己啊!而俄罗斯,人民呢?”日丹气愤极了。

巴尔丘克从桌旁稍稍移开了脚步,他打量一下邻座的人,冷冷一笑,摇摇头。

“你甭装蒜吧!俄罗斯啊!人民啊!你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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