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战火之谜》

第十四章

作者:h·列昂诺夫

聂斯捷伦科带着两个侦缉人员挨个儿巡视临时隔离室。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偶尔也跟他们一起干。为了应付各隔离室的长官,他们编了一番话,说是有个特别危险的罪犯使用伪造的证件,假托一个轻微的罪名在某个隔离室藏身。侦查员借口一个编造的故事开展工作,而这个故事偏偏又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倒很稀罕。只有一点与真实情况不符,那就是被追查的恐怖分子“伊万”所犯罪行尚未得到证实。他只不过受到怀疑,仅此而已。而他是关押在市郊一个肮脏的隔离室里,罪名是扒窃,用的是一个真正扒手的名字,那人目前关在铁丝网内正在熬过自己的刑期。

侦查工作不论进展得多么缓慢,也不可能加快进度。侦缉人员不是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①,不能同时用几台机床干活。但工作是在向前推进。法庭的工作也不能快得不合情理,否则它会变成一条流水作业线,谁要是落进这条流水线那就糟了。

①阿·格·斯达汉诺夫(1905—1977),苏联顿巴斯煤矿工人,1935年创造采煤新纪录,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联随即在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即群众性生产革新运动。

此刻伊万跟押送人员一起坐进亮黄色的警车,往口里塞了一块口香糖。他脚蹬皮靴,身穿棉袄,弓着腰,戴一顶脱了毛、带护耳的兔皮帽,没有刮脸,一点也不像按照旅馆工作人员的描述绘制的模拟人像。旅馆里住过的是一名商人,而警车里押送的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流浪汉。他没有戴手铐,因为不论是按法律条文还是看外表他都不构成任何危险。两个军士和押送人员干的是寻常的工作——把这个更夫模样的人送到区管理局去,过后再把他送回来。

伊万蹭着脚走过铺着肮脏漆布的走廊,穿过另一扇门来到院子里,坐进等候着他的“伏尔加”车。

不一会他走进秘密联络点,维尔丁在那儿等着他。伊万厌恶地脱掉棉袄,坐在单人沙发上扯下皮靴,说道:

“等我先洗个淋浴再谈话。”

“好,你去洗吧,我来沏茶,”维尔丁一边回答一边往厨房走去。要是按他的心愿,他会手不发颤地一枪把这个坏蛋打死。

可是问题不由维尔丁来决定。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的那间办公室维尔丁根本进不去。眼下正在准备实施一系列行动,目的是摧毁车臣已经确立的和平。押下的赌注有成百上千万美元。车臣像个蚂蚁窝,那里有一大群蚂蚁,似乎是在乱糟糟地瞎忙。然而蚂蚁杂乱无章地奔忙只是一种假像,实际上每只蚂蚁都了解自己的策略。

维尔丁也了解自己的策略,而且尽力施展这种策略,因此他才对伊万这种人予以容忍。

伊万洗了个澡,换了内衣,脸是不能刮的。主人给他倒了一杯茶,把一盘夹肉面包往他跟前移了一下。

“那么好吧,就依你的,”维尔丁说:“你不愿意搞电视摄像,见你的鬼。你把整个事情详细讲给一个人听听。可是对不起,价钱就不一样了。”

伊万早已不考虑什么价钱了,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因此在拖延时间,寻找出路。他听着克格勃分子讲话,却一句也不相信。很清楚,他们给他提供的并不是什么出路,而是一个更加巧妙的陷阱。然而他得跟他们演戏,假如他让他们明白他早已不相信任何人,他们会立即杀掉他。

“只讲一讲,不搞摄像?这我倒很乐意。”他有意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钱呢?”

“以后再商量。”

“那不行。先商量,再把钱如数付清,然后再来讲山鲁佐德的故事①。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缠住我究竟有什么屁用?您对这件事情了解得不比我差,该跟谁讲您就讲一讲,跟我好好结一结账,然后咱们各奔东西。”

①即《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系阿拉伯民间传说中古代东方某国的王后,自愿嫁给残暴的国王,给他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终于使国王悔悟,不再杀害无辜的女子。

“你想得对,只有一点行不通,我不是老板。你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我也提出过这种方案。可是准备替换你的那个人却断然拒绝,他说他只要第一手资料。他说我,”维尔丁指了指自己的胸脯,“并没有亲身经历每一个阶段的活动,也许不了解某一个细节,而出纸漏往往正是在细节上。你自己讲一讲,那人还会问你一些问题。”

“他怎么啦,准备去法院出庭不成?”伊万感到惊讶,他对这种荒唐事信以为真。

“你见到他自己问吧,”维尔丁冷冷地答道。“你得注意,要是古罗夫找到你,在法庭回答问题的将是你自己。”

古罗夫急需跟联邦安全委员会处长库拉根上校见面。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两人曾不止一次避开官方关系见面。会见的方式通常是两人一起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有时两位侦查员看见有人在对他们进行观察,也许还在听他们谈话。不同的特工部门的两位职位较高的军官讨论共同的工作,为的也是共同的利益,可是会面却像搞阴谋一样秘密进行,因为上司不赞成这种未经领导批准的接触。再说也无须隐瞒,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不论是民警机关还是反间谍机关都能碰上相当多的两面派。就拿那个维尔丁来说吧,他领导的一个分队直接隶属于上层,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种状况使军官们感到愤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因此这一次古罗夫决定约朋友公开见面,以此向稽查队表明他们会面是私人性质而不是公务性质。

古罗夫通过市内线路给朋友挂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在休假,询问什么时候能来找他谈一件私事,可别碰上他忙得不可开交或是出席会议。

密探在约定时间走进反间谍官员的办公室,乐呵呵地说:

“你好,巴维尔,我老爱妨碍别人工作。”他微笑着指了指墙和天花板,做出一副询问的样子。

“鬼知道呢,”主人答话的语调跟朋友一样。他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古罗夫的手,移过安乐椅。“眼下到秋天了,外面天气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他在客人面前放上一叠纸和一支铅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你在休假,可是还呆在莫斯科。”

“老规矩,有些工作还没来得及收尾,有点事干完了就去南方。听说你今年休假去了土耳其。我听见人们对安塔利亚海湾众说纷坛,有人称赞,也有人咒骂。我打算带我的公主一块儿去,她是个兴趣广泛的姑娘。”古罗夫一边说一边迅速动笔,随后把字条递给库拉根。

“一方面,你的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上校先生,这要看您口袋里有多少钱。”库拉根一边笑着回答,一边看字条,上面写道:“咱们两个都缺心眼,因为我们猜不透维尔丁。”

库拉根在古罗夫字条背面匆匆写了几个字,把字条递回来。古罗夫看见他写的是:“他干吗需要摄像机?”随即答道:

“谁都知道咱们只有那么点儿工资,可还是想凑点钱好好游一圈。本想买一台摄像机,好的买不起,差的又不想买。也许咱们能盼到那一天,外出休假时办事处能借给你一台,对你说:好好消遣吧,侦查员,摄像去吧,用完了再还回来。”

“我懂了。”库拉根点点头。“可是照我看,还没等到那一天你早就退休了。”

“你是个乐天派,巴维尔,”古罗夫站起身来,“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再过一个星期,十天左右吧,我就回莫斯科了。有空给我打电话。”他敬了个礼,走出办公室。

当天傍晚巴维尔·库拉根就打电话来,说道:

“他拿到了,因公借用。”

“干什么用?”古罗夫忍不住问道。“这种东西找朋友借也多的是。”

“你想要我去问吗?”巴维尔尖刻地问道。

“谢谢,不用你费心了。”古罗夫放下听筒,气恼地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斯坦尼斯拉夫。“他拿到了。他要干吗?”

“要我回答吗?”斯坦尼斯拉夫漫不经心地问道。“我从来都乐于效劳。我坦白地回答:不知道。”

电话铃再次响起来。古罗夫一反常态,拿起听筒,不满地说:

“喂。”

“请古罗夫上校接电话。”

“我是古罗夫,”他叹了口气,并未期待听到任何好消息。

这一次密探却上了直觉的当,因为陌生人在电话里说道:

“上校先生,我是市区助理值班主任。有一个陌生人要找您,从各方面看来,这人身分不明。他很想见到您。”

“我马上来,”古罗夫答道,随即向斯坦尼斯拉夫点头指了指门。“走吧,有个陌生人想见咱们。要是他约定在路灯底下见面,我就会只派你一个人去了。”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夫一边点头一边坐进他的“梅尔谢杰斯”车的驾驶室。“从陌生人那儿得到的最常见的礼物是一颗子弹。我过去一向知道你很喜欢我。”

“不错,去彼得罗夫卡的办事处。”

站岗的民警冷淡地看了看两位来客的证件,敬了个礼,问道:

“你们找谁?”

斯坦尼斯拉夫看了几个不认识的年轻军官一眼,说道:

“一代新人换旧人啊。我们不找谁,年轻人,我们是过路的。”

栅栏里走出一位中年少校,敬了个礼,说道:

“您好!不认识我啦?”

“说真的,名字忘了。”古罗夫答道。“谁打的电话?”

“是我,列夫·伊凡诺维奇,”少校答道。“您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办公室吧?请进去,有人等您。”

两个密探登上四楼,古罗夫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办公室没有变化,跟所有机关一样,只是墙上挂的照片换了。桌子后面坐着索博利上校,角落里有个其貌不扬的汉子,一张脸睡眼惺忪,神情淡漠。

索博利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两位密探的手说道:

“小心谨慎,有益无害。”

“不错,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古罗夫答道。“多画几个十字不会把手累坏。干吗让外人知道您今天晚上邀我来过?”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觉得我们这位帮手提供的情报您会觉得挺有意思。”

办公室里那人是个眼线,这一点无须向两位侦查员解释。他们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要我出去吗?”索博利问道。

“我的脸皮看上去很厚,其实并没有那么厚,”古罗夫微微一笑。“维克托·谢苗诺维奇,您去您的办公室,给斯坦尼斯拉夫讲一讲城里的新鲜事儿。他在部里呆得太久,完全与世隔绝了。对了!”古罗夫用手掌拍了拍额头,走到眼线跟前,说道:“对不起,我马上就来,”说着跟两位军官一起来到走廊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克里亚奇科说。“你去干你的事,我跟维克托琢磨琢磨咱们的问题。”

侦查员跟眼线谈话是一件极为繁难的事。尽管那人应该把他刚刚讲过、多半还写过的事讲给古罗夫听,但谈起话来却不会更加轻松。

“咱们认识认识吧。”古罗夫在办公室里踱了一圈。“我叫列夫·伊凡诺维奇,在侦查部门干了二十多年,”他走到跟前,握了握眼线放在膝盖上那只软弱的手。“您怎么称呼?”

“更夫,”眼线把手缩回去。“您要是愿意,可以叫我叶梅利扬。当民警的永远也学不会通情达理。我中午从家里出来,说好了过两个小时回家,可是现在几点啦?一会儿这个人折磨你,一会儿又来一个,您这已经是第四个了。你们以为管了我两顿饭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我的女儿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做爸爸的‘出差’也该回家了。”

“我比你年龄大得多,因此我要是用‘你’来称呼的话,请别见怪,”古罗夫边说边用手把眼线拉起来,让他在桌子边上的安乐椅里坐下,把电话移到他跟前。“叶梅利扬,咱们给家里编一段故事。就说火车晚点三个小时,这是常有的事。在站台上有个男人的头被人砸了个窟窿,当时你在场。那人被抬上了担架,你被叫到民警局作证。行吗?你的妻子要是反驳,你就把听筒给我,我来圆场。行吗?”

眼线微微一笑,露出两排整齐漂亮的牙齿,此时看上去才像不满三十的样子。

“哪儿冒出来您这么个好人?”他开始迅速拨号码。“基萨,是我。你问我干吗在醒酒所……我说到做到,滴酒未沾。你不信?在哪儿?我在民警局,他们拉我当证人……”

眼线把话筒递给古罗夫,上校用清晰的声音说:

“晚上好,尊敬的……我是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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