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蛇的一次猛扑》

第十七章

作者:h·列昂诺夫

这年夏天丹尼和阿巴在尼斯见面的时候,去莫斯科工作的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了。眼镜蛇已经两年没有工作,他最近的一次行动,是在南美干的。他在那里爆炸了一名外交人员的汽车。

在例行会见中,阿巴出人意外地说:

“国际刑警注意我们了,你去做生意吧,将个需要的时候,我会找到你的。”

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套复杂的、保密保得很好的联络系统。他们两个都在世界上走过很多地方,但相互可以相当快地找到。一旦需要,丹尼往华盛顿寄去一张明信片,而阿巴便把自己的信寄到加那利群岛,具体点说就是特内里费岛,眼镜蛇不算年轻的夫人住在那里一家朴素的公寓里。前不久她还是一个寡妇,现在疯狂地爱着自己年轻的俄罗斯丈夫。瓦季姆虽然不算漂亮,但对于一个四十岁的人来说,样子还是很不错的,他从来就不漂亮,他的外貌充其量只能说是一般而已,不过,女人很喜欢。他根本不是田径运动员,身材瘦小、匀称,一张傻头傻脑的普通面孔,但却有一对亮得出奇的透明眼睛,它的目光简直使女人神魂颠倒,给男人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孩子们是容易受感动、非常敏感的,而且在评价人方面往往非常准确。瓦季姆·丹尼不是在五年级就是在六年级得到自己的绰号眼镜蛇的。那是在上动物课的时候,放了一部关于蛇的纪录片,摄影师成功地把一条眼镜蛇拍得很大。它实际上正对着镜头,也就是两眼直对着观众的眼睛。

“眼睛好大啊,真可怕。”不知是哪个学生这么说了一句。

“对,活像瓦季卡·丹尼的眼睛,特别是在他下赌注的时候。”

从此大家就开始叫丹尼为眼镜蛇了。其实当时他身上还没有任何残酷无情、毫无人性的表现。再说也不能称他为通常意义上的残酷的人。他从不折磨动物,即使后来成了刑事犯,丹尼也没有无缘无故地打过比较弱小的或者依附于他的小伙子。但当母亲死去时(他没见过父亲),早上丹尼履行了一切必要的手续,晚上就带上一个姑娘去电影院,看影片《狂欢之夜》,夜里就在母亲的床铺上作爱,因为床铺比被他压塌了的沙发舒适。

瓦季姆·丹尼生下来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家伙,对别人的灾难、痛苦甚至生命都漠不关心。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明白了天生的品质使他对周围的人具有一定的优势,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优势。

囚犯们在棚子里发现一个告密者,于是在当地头目们的会议上判处他的死刑。但在棚子里占上风的五个囚犯之中,有两个是入室行窃的窃贼,一个是骗子,另外两个是摸人口袋的扒手。但他们谁也没有杀过人。结果是:“罪犯”有了,“判决”也已作出,可是没有刽子手,谁也不想沾血,再说也没有杀人的能力。

七十年代中期,人命还是值钱的,到九十年代成为蠢牛的那些人,当时还没出生,或者刚进幼儿园。人命不值钱,也就是说像空酒瓶一样的废物,没有任何价值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当时的形势,我们非常熟悉:政治局作出决定,往往没人去执行。

丹尼听到这个情况,有一次他抓住一个头头,无意之中说道:业已造成的局势,改进并不复杂,他答应帮忙,要求“上面”提高他瓦季卡·丹尼在劳改区内的威信。这位“委员”对一个顽皮男孩的胡言乱语并不相信,但也没有拒绝。“政治局”开始失去威信,“人民”开始嘲笑他们。瓦季卡又走到“老爷子”身边,带着疑问的神色望了他一眼。那头头耸了耸肩膀,默默地点了下头。在这里眼镜蛇第一次表现了自己的预见才能。

“晚上,像平时一样,叫一些愿意的人来打牌。很明显,愿意来的人没有,可我来响应。您把我也邀请到您的宫殿里去吧。”

领导的棚子里有自己的红角①,一般的公民是禁止进去的。有人在这里喝酒(经常可以弄到酒)、玩牌,墙上挂着航空港的招贴画,上面画着一位牙齿雪白的空姐。

① 指俱乐部。

在约定的时刻,当时谁也不知道的瓦季卡·丹尼坐在给他摆放的位子上,他抓起一副脏兮兮的牌,说道:

“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向你们深深地鞠躬。我准备干你们的活,我的要求很低。几分钟以后你们把我从这里赶出去,然后你们放出谣言,说我赢了,似乎是一名高级‘赌手’。干完以后,你们又要我来玩,你们又输掉并且向自己的人认输。你们告诉人们,说瓦季姆·丹尼是一名很厉害的赌棍,不是刑事犯头目,但是个受人尊敬的人。我没有多余的要求,只想在温暖之中过完自己不太长的刑期。”

“行,如果你乱说,我们马上让你变成虾子,趴在地上不动。”其中的一个头目说道。

“行,”丹尼学着他的口吻回答,从桌上抓起几张揉皱的钞票。“你要记住自己的话。”他知道他的目光一般人是经受不起的,他望了望说话的那人的眼睛,那人马上转过脸去。“这钱是我借的,以后会还的,只要求在刮脸以前开开光。”说完他就走了出去。

第三天早晨,告密者没有起来。他躺在床上,喉咙被锉刀割断了。在刑警队里一些秃脑袋的人在研究犯人的案件时,让改造营里所有的告密者竖起了耳朵,但对这个消瘦的瓦季卡·丹尼不仅没人眨眼睛,甚至没有人望上一眼。

他在厨房里服完他短暂的刑期。大家都知道劳改区里没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暖和。不论是刑警,还是他的同伴都没有露出惊讶来,因为他们知道头头们吃了这小子的大亏,所以把这样的地方让给了他。

他回到家里如果不是英雄,也是一个有威信的小伙子了。他的前科被撤销了,军事委员会马上想起了丹尼。他一生从没害过什么病,连任何一个正常儿童该得的病,他都没有得过,比如水痘、麻疹、扁桃腺炎等等,都从这小子身旁溜过去了。但那个时候的体检小组可不像今天这样;既然你右手上有食指,那你就得去服役。当时发现了他是平板脚,这是他从未听说过的缺陷,他们对他说,他不宜于执行紧急任务,所以只能在战争情况下才能应征入伍。

不久,尽管非常小心谨慎,瓦季卡还是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次集团抢劫案。他究竟在袭击一名醉汉中是否有责任,人们没有来得及确定。瓦季姆·丹尼赶紧跑到军事委员会,那里的人已经忘记了他的平板脚,因为很需要能够保卫俄罗斯不受阿富汗侵犯的军人。

军队对志愿从军的丹尼非常注意。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之后,这个年轻的战士被派到了一所中士学校,在那里学习爆破技术。新兵基本上是来自俄罗斯偏僻地方一些十九岁的小伙子,理解力不强,一个二十四岁的莫斯科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有生活经验,还有刑事犯人的机警,所以显得特别突出,赢得了领导的赏识。他们甚至在授予他中士军衔之后,还想把他留在学校里。但阿富汗的战争越来越严重这才使得他们把丹尼派到战争最激烈的地方。

但在阿富汗,领导对这位严肃认真、很守纪律的小伙子是非常赏识的,所以他没到前线上去,而是被派去清除山间道路上的障碍。当地的居民天天破坏道路,设置障碍。爆破的工作多得很。虽然他们呆在远离战斗行动区几公里的地方,但小股阿富汗人不仅在夜间,而且在白天出现,于是不得不趴到石头缝里,进行回击。

眼镜蛇对战争和自己的命运持哲学家的超然态度,认为他今天拿到的是一手并不很坏的牌。在莫斯科等着他的是监狱,长时间地等待审判,起码要在严格监视的区域里面等待五六年。身边不断有小伙子死去,他们还没见过生活,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追查,他们惟一的错误在于他们出生在苏维埃国家里。

一清早就走到目的地,仔细察看即将进行的工作面,然后分配自己的士兵,丹尼中士的第一件工作是给自己找一个掩体,也就是在悬崖之中找一个在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防卫的地方。他不是哲学家,没有政治眼光,对生活的理解很简单,所以对阿富汗人没有个人的仇恨。他们没有请我们来,我们却来了,我们希望他们过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生活,可他们却不愿意。而这里还有真主与基督相混的问题,一般说来这种事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说他们没法子解决那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请问我们为什么要爬到这里来,这里又有谁需要我们呢?

离复员还剩半年的时候,眼镜蛇奉命去清除山间道路上的障碍,工作非常普通。

丹尼没有听到枪声,但从警卫队一名中尉的倒下情况来看,他明白最坏的事情开始了。一小批工兵和战士在一条狭窄的公路上,很像在棋盘上排成一列的玩具卒子,只有没有手的人才会打他们不中。魔鬼都会开枪。实际上把所有的人都消灭以后,他们才从悬崖上纷纷走下来。

眼镜蛇的自动枪摆在一边,他甚至没去想它了。他站在悬崖附近抽烟,冷漠地望着自己的同志一个个被打死,指挥这支队伍的是一个大胡子田径运动员,但负责的显然是另一个人,一个中等个子的欧洲人。他没有开枪,没有叫喊,而是像主人一样,环视着战场。欧洲人望了一眼正在安然地抽烟的眼镜蛇,对那个正在指挥的田径运动员说了句什么。那田径运动员马上喉音很重地叫了起来。阿富汗人急忙捡起扔在路上的工具,开始上山。欧洲人走到中士身旁,同他说了句什么话,于是丹尼不仅没有被捆起来,而且让他背上五支自动枪,再加上一包炸葯。他走得很自由自在,大约走在这支不大的队伍中问。这支队伍拉成一条散兵线,走在这勉强看得见的山间小道上。他们走了三天三夜,中间只短暂地休息几次。

就这样眼镜蛇第一次认识了阿巴。生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有好多年。后来阿巴不止一次地感激命运和自己的洞察力。正是它们暗示他:这个年轻的俄罗斯小伙子长着一对死人一样的透明眼睛,在自动枪枪口下不动声色地吸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在山里,丹尼住在一间石头砌成的农舍里,那里有一口灶,眼镜蛇就是用它来煮东西吃的。他睡在一块硬板子上,上面盖着显然是从俘虏身上脱下的破衣,没人守卫,不过无处可逃。当然,他可以确定苏军在哪个方向,所以如果照直走去,最终是会找到自己人的。不过,对于眼镜蛇来说,到底谁是“自己人”呢?主要是走到他们那里的机会,实际上是一点也没有的。在此以前他已经知道那个外国人的名字,虽然他的民族确定不了,但他肯定不简单。俘虏的自由显然是受到监视的,那不过是一种极其原始的圈套罢了。眼镜蛇有一次问阿巴:

“您对我有了固定的看法了吧?我们什么时候坐飞机离开这里?”

“一切都有它自己的时问。您祷告吧,求你们的人别把我打死。要是我死了,您会跟着我死去的,而且只会死得更惨。”阿巴回答道。

“我说过,对于我来说,没有你们和我们之分,我就是我,”眼镜蛇说完就回自己的洞穴里去了。

一天以后阿巴带着一个阿富汗人到屋里来找他,他们交谈几句之后,那个当地的土著解开两手捧着的一个袋子,从里面取出一个人头来。

“你认识这个人吗?”阿巴问道。

屋里昏暗不明,那人头满是血污。眼镜蛇说:

“您拿到亮处来看,我搞不清。”

那阿富汗人把人头塞到眼镜蛇手里,说了句什么话就走出去了。眼镜蛇走到户外,在不远处的水桶里把人头洗干净,用抹布把它的脸部擦干,然后把人头放在悬崖的突出部上,仔细看了看就走开了。这时他很像一位画家或者正在寻找最佳肖像画模特的摄影师。

阿巴注意观察丹尼,默默地在抽烟。

“他的姓名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二连的司务长,他们驻扎在与我们的毗邻处。”

“他是侦察员吗?”阿巴问道。

“我看不是,”眼镜蛇回答说。“我认为他是一名普通的野战军官。”

“关于他的情况,你不能再多讲一点吗?”

“不。”

“好,您把它埋掉。”阿巴好奇地望了他一眼就走了。

眼镜蛇在悬崖中间找了一小块土地,挖了一个坑,把人头埋好,就开始准备中饭。他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所以没有回头,表现与往常一样。

又过了三天,营地里带来了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儿子,那孩子十岁左右,也许稍稍大一点。眼镜蛇是从远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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