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联邦调查局——女特工》

第24章

作者:安普耳·史密斯

我希望我能够说,自从有关玛森案件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办公室里的基调已经根本的变了;人们怀着敬意聚拢到我的办公桌前来,想知道事情发生的每一处细节,一个哈佛医学院的医生自杀而死,一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处于毒品调查之下。莫瑞恩供认出了毒贩的姓名.他被证实与墨西哥黑手党有牵连,所以至少简娜·玛森没有捏造这个事实,狱劳狄德确实来自墨西哥。这对吉姆·凯利和毒品组的小姐绅士们来说是个好的导向,但是对于“牛栅”里余下的家伙们而言则是事不关己。

从我桌子这边的有利位置观察,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在处理自己的麻烦事,每位特工都要同时对付四十件以上的案子,独独在我的电路筐子里,只有两打未完成的关于武装劫案的报告。但是在这种时候,面对所有那些暴行,我所能激起的唯一反应就是坐在这里,漠然地耐心地把剪下来的纸条,一张接到另一张上。

只有当亨利·卡拉维蒂摇着他的电动轮椅进来分发邮件时,我的兴趣才偶尔达到一次高峰,但也维持不了多久。处理到c—1组的调职申请将花掉数周的时间,而且我可能会消耗全部的时间,麻木地立在原地,想怎么样能够逐步建立起勇气去和麦克·唐纳多搭上话。我们已经有好几天在互相躲避。

这会是很长的一串锁链。

问题是……好的,他们是不会为此为女人们说一句话的,但是我曾经听见男同事们把这种环境称作“持续肿胀”。这是一种集中的感觉垂临在你的身上,无论何时它都会燃起强烈的,难以承受的渴望,只要你瞥见,比如说,他的腰背部,便会想到他把我的手插进那腰带里,缓缓地抽出压在里边、带着汗味的粗棉布衬衫的衣襟,感受着暖融融的肌肤,用我的手指在脊柱上刻画,一直画到它变细的地方,就在臀部不容置疑的曲线之上。我最好是站起来,散散步。

“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给了我一个友好的暗示。唐纳多正和凯乐、弗兰克一起穿过屋子。他穿的正是那件粗棉衬衫,一条森林绿的编织领带,牛仔裤,对我完全是装腔作势的挑衅置之不理,手抬起来,搔着他的后脑勺,身体过度的舒展,毫无顾忌地露出了胸肌和腋窝。迟疑着该不该上前,但我告诉自己有绝好的理由加入他们的谈话,他们确凿无疑是在谈论即将举行的全明星赛,我振作精神在头脑里复述了一遍我在体育版里读到的几行字:圣弗兰西斯科队的主管,罗杰·克雷格;和埃斯队的当家,托尼·拉鲁萨,一个素食主义者。

我只走到半道,sac罗伯特·高罗威插了进来,打断了这次设想中的甜蜜偶遇,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去。但是我估摸着我一样可以把我准备好的台词用到他身上。

“你说罗杰·克雷格会把托尼·拉鲁萨捣成牛肉馅饼吗?”

“我总是因为罗杰·克雷格而陷于哭笑不得的窘境之中。”高罗威说:“他在起用梅茨的第一场比赛中就在说大话,到这个赛季结束,十胜二十四负的劣绩足以说明他的级别。”

高罗威从咖啡桌上拾起那枚nypd侦探皮带扣,在手中掂量着,没有说话。我很不自在地站在房中央。

“简娜把它寄还给你了?”

“我请一位头儿回纽约的时候给我寄了枚新的来,没有它真让我有点神经过敏。”

“好极了”,因为现在你可以安静下来了。”

高罗威的手指在他的波浪型头发上虚拂了几下,显然,他的情绪似乎也高昂起来。

“我想要你去与寡妇谈谈。”

“阮德尔·依贝哈特的寡妇?”

“我想要你代表调查局对她的不幸表示慰问。”

我干脆晕倒在这金色的地毯上算了。

“我应该怎么说?”

“就说我们知道她丈夫是清白的,我们会找出真正的坏种。”

他放下百叶窗遮挡早晨的阳光的探视。

“我对外交手腕可是一窍不通。”

“只是去看看她,女人对女人。保持低调。”

“为什么是我,做这样的事?”

“因为这有助于树立调查局的形象……还有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高罗威坐在执行官的椅子里,目光注视着关上的百叶窗。这是他的方式,要为对医生办公室的荒唐地劫掠承担责任,可能是,当然也可能不是这个原因催促医生带走了自己的生命。自杀是一个谜,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谜底;尽管我被深深地触动了,也尊重高罗威的仁慈,但我还是真他妈希望他能自己来填写这张该死的吊唁卡。

我一直等到天黑以后,为了使这次访问看起来是工作之外的事,“低调”的。好家伙,可我确实不想这么做。我们首先欺骗了她的丈夫,然后发现她排斥过一个无辜的女佣人,要对这样一个女人表示我们的同情心,这主意真让人恶心。我打算捎几句话过去就走人。沿着圣维森特往下行驶,我被一种不坚定地强迫自己最后一次经过第二十街外公房子的念头所刺痛,而最终还是彻底屈服于它,甚至是最短暂的迂回一次也会让我感到一种奢侈的回味。

但是当我把车开近屋子前边时它已变得完全陌生了:灯亮着,里面有人在走动。

我在路边停下。踩着混凝土小径经过山毛榉树走向门口。当我的手握住房门把手的弧面时我停了下来,试着感觉一下记忆,剩下的拇指抚弄着已经长了块绿锈的破旧门锁。“记着上锁”,它说。涂着棕色油漆的圆门铃失灵了,但门并没有关上。

我跨进一间小斗室,橡木地板,有一个铸铁暖气管。立刻有一位面色红润的女士从厨房里出来,向我伸出手,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上衣,银白色的头发编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

“嗨,我是黛娜·玛德森,‘太平洋海岸房地产’,今晚一切都好吧?绝好的起步者的房子,你不这样认为吗?”

“确实是起步者的房子。我是在这里面长大的。”

“你骗人吧。如果你认为它有情感上的价值,赶紧抓住它吧,我只是带着两位韩国商人参观这边的地产,他们想买下邻近的这两块地,把旧房子拆了,然后修建两栋时髦的大屋。”

“什么是时髦的大屋?”

“通常大约有五千平方尺,五、六间卧室,全套家具,壁炉,环境典雅舒适。没有后院,但那是你不得不牺牲的。”

“我见过。”依贝哈特家的房子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感觉都曾经混乱过。”她附合着我的腔调,“我听见他们叫它反建筑。对一家人来说它可能太大了,而且难看,违背常理,但是它们可以卖上几百万美元,人们也爱寻找些新鲜的东西。”

以前的屋主都留下了那棵不自然的树。

“那么你是在这儿长大的了。可能自你出生那时候起我就已经在圣莫尼卡出售房地产了。我1961年开始干这行时,十年以内在蒙塔娜之北没有修建任何新房子。人们宁愿离开他们在狭窄地带矮小的加利福尼亚平房而去‘太平洋岩壁’买一套牧场住宅。他们也在寻求新鲜的玩艺儿。蒙塔娜过去是一条发臭的小街,哼,你们拥有了金巴利超市和苏氏加油站。我们过去有许多加油站,无处不在。”

“我想去看看后院。”

我越过她,走进装着槭木壁橱的厨房。我不能忍受这一切的终止,不去想这儿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一架微型便携式索尼电视机搁在缺角有隙缝的白瓷橱台上,开着。

“我走到哪儿都带着它,”她解释说,“有许多的时间你得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

她跟着我走到后屋,嘴里不停地说着。

“你还记得第七街和蒙塔娜西北拐角的v形臂章加油站吗?然后那儿又有了飞行a加油站,接着是第十一街的联合76加油站。在第十四街有埃坷加油站,另一家牟比加油站也在那儿建起来了……”

纱门被我“砰”地关上,那张脸在门后还不停地数着圣莫尼卡剩下的加油站。我迈下台阶走到后院中。架置在一根高电线杆上的一盏泛光灯,照亮了插在一张圆桌中间的小孔里的大遮阳伞上的圆点花纹,花纹颜色早已褪尽了。我拉开一把摇摇晃晃的金属椅子,可以听到海风穿过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隔壁的小孩子在说:“呀——呀——呀。”

我的视线顺着一架梯子爬上了绿色木屋顶,那儿还有一套锈迹斑斑的老式电视接收天线射向空中,不用怀疑,就是它过去常常把我带入《狄克·凡·戴克娱乐时空》。一辆轿车从小巷经过,这时我注意到这里竟有双重栅栏,两层绑在一起,高的那层是用木材做的。也许这样连接起来支撑着最初的栅栏要比拆掉它完全重新搭起一圈新的构造简便得多,也更周密。红木厚板间再留不下什么空隙,不像以前我们住在这里时那样,到了晚上,汽车经过也不会有车灯光穿透进来。记忆的明晰让我自己大吃一惊。今天晚上我会花掉多少时间呆在这个后院里。

“你可能不会记得,但是,沿着大海和第七街之间的‘岩壁’区域,那时候你只需花上四万美元就可以得到双份地盘。”

我转过身来,开始面对着这个站在纱门后面的真正地产女性漫射的身影。

“五十年代他们就开始分割这些地盘,当然,劳伦斯·韦尔克修建了他的闪光的白色堡垒于是你们现在才有了被称之为摩天大厦的东西。我们没有能够保留我们对太平洋应有的尊重,哼,现在你随处可以见到的是圣莫尼卡正在为迎接二十一世纪把自己重新修整一番。”

我听得不耐烦,推开了门。这位真正的地产女性已经把头扭向了橱台上的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当地的晚间新闻,领衔主演的是发生在百威利·希尔的一点儿小騒乱,当时,简娜·玛森正在萨克斯第五大街露面,介绍她的新型化妆品系列。

没有人想到竟会有二千名妇女排着长队等着看到她。人群失控,中年家庭主妇们像一群暴徒一样疯狂地涌进化妆品部。我们从一个朴素的微型荧屏上观看到这滑稽的一幕,简娜·玛森出现了,把玫瑰花抛向人群时,所有那些女士能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她不漂亮吗?她依然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二十五秒钟之后,这个故事结束了,换上了一种肃穆的强调声音说,就在几天之前,因为违法使用*醉剂而被玛森小姐起诉的医生自杀了。他们再度闪回那张模糊不清的,阮德尔·依贝哈特躬着背的照片,明显地暗示,他之所以杀死自己,是因为他在医疗保健这一行当中做出了欺诈行为。

我取过一张纸在上边画了画房子的大致情况,算出八十七万五千美元出售价值。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我出去的时候顺手将它扔进了那棵造作的树里。

怀着动荡的和不愉快的心情,我把车开到了第二十街,远远停在依贝哈特家的住所外,强迫我自己艰难地走上一段路。在她开门的那一刻,无论我对克莱诺·依贝哈特有什么样敌意,都已开始变得淡漠了。

她削瘦了许多,眼圈下出现了青肿的眼泡。一件老式的钮扣松垂的黄色衬衫挂在她嶙峋的身形上,袖口挽起来,它对她来说实在是太肥大了。也许它原本是阮德尔的,或者也许是她在过去一周里就掉了十磅的体重。在她身后的房子显得很空,只有从隐蔽的位置传过来的电视机的回响,似乎播放的是同样的当地新闻,我刚刚才在第十二街见过来的。我意识到她一直在反复察看被媒介残忍对待的她的丈夫。

我又一次做了自我介绍,因为明显的看出她过于焦虑不安,不大可能想起我来。当这个词“fbi”一说出口,她就开始哆嗦。

“怎么?你到这儿来做什么?”一只眼睛变红了,开始渗出泪水。一只颤抖着的手在脸颊上不由自主地轻轻拍打。

“我奉命来向你通告我们的调查情况。”

“为什么向我?”

“我们想让你知道,你的丈夫已不再是我们的调查对象……”

“不再是调查对象?”

“他已经被宣布无罪,没有做任何错事,我希望这对你多少是些安慰。”

面对着她毫无反应、被深深蹂躏过的脸,我感到自己是个彻底的傻瓜,只能用更多浮华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退却:“我们正在坚决地追击真正的罪犯,我们希望对他们能够按照法律程序施以公正的裁决。”

她根本没有在听我说的话,她麻木了,这些话塞进她耳朵时肯定就像一团乱麻一样。

“他杀死了自己。”

“我知道。”

“孩子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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