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纵时刻》

第二十章 凯勒教授

作者:马克斯·艾伦·科林斯

午后的天空晴朗无云,香格里拉的院外长廊中,一个中年男子穿着热带风情的运动衫、褐色的宽松裤,脚趿凉鞋,跪在一个差不多人头大的毛茸茸的椰子边,一只手握着一根白色的围栏木桩。这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长着黑黑的头发、高高的前额,戴着金丝边儿眼镜。他好像正在主持一个奇怪的宗教仪式,那木桩则像是刺击的长矛,不断地要扎破椰子。过了一会儿,我果然听到了一声碎裂的响声,是木桩裂开了,椰子却完好无损。

“都看到了吧,”莱昂纳多·凯勒教授的脸上现出一丝胜利的微笑。他把鼻子上的眼镜向上推了推,“我保证突起的骨头比椰子壳更硬。”

“是什么钝器可能导致哈利先生耳后的四处伤呢?”我问,“如果那个老淘金者哈利打盹时,有人偷偷溜进来用镐刨了他四下,那会怎么样呢?”

凯勒摇头表示否定,说:“如果那样,他那倒霉的头骨便会被击碎。”他手中拿着椰子,挨着厄尔·加登在锻铁桌子旁坐下,看着大象喷水池及周围的繁花竞艳的热带花园,鸟儿轻快地唱着歌,一股潮湿的微风轻轻吹过。

我是在黑胡子酒吧里遇到加登的,在那儿,我整个早晨都同几个目击证人谈话。他们是克拉克夫人、爱斯丽夫人以及弗来迪的美国朋友,他们都对遇害者深表同情。这几位证人都坚持说曾于七月九日被带到西苑审问,同时,他们对于德·玛瑞尼所说的曾于上午十一点半被麦尔岑带上楼的说法加以肯定,这与警察所掌握的下午三点的证据相矛盾。

不管怎么说,这样很好,我现在所需做的就是同林道普上校谈一谈此事,如果林道普确认弗来迪所说的时间,我们就不仅要怀疑那中国屏风上的指纹,还要怀疑贝克及麦尔岑他们俩。

我只独享了片刻宁静,身着西式衬衫,打着领带的加登就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我。他被三名漂亮健美的女秘书围着,就像一名矮胖的狙击手。他在维多利亚皇家宾馆的一个套房中向三个秘书口述日常创作内容、播音稿及正着手写作的小说章节。现在是他们休息用午餐的时间。

“女孩儿们,这位就是我常向你们提起的廉价侦探。”他善意地开着玩笑,“黑勒,你还在躲我吗?你不知道一个好的夏洛克需要一个华生吗?”

“你认为自己扮演的是哪一个角色?”

他在喉咙里咕噜着笑了起来。我邀请他们同我共进午餐——我已品尝了酒吧的独特风味——威尔士酒。

“谢谢你,孩子。”加登说着,挨着我坐下,那三位头发鬈曲、笑声动听的女孩也坐下了,却一句话也不说,就像几个安静的修女。

吃过一点儿东西,闲聊了几句,最后加登说:“好吧,黑勒——让我这样一个老家伙休息一下吧。”他大概只比我大七岁。他又接着说:“就像二手车销售员所说,你可以信任我……你不想让我写到文章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我都会遵命的。”

“好吧,”我说,把吃光的食物盘子推到一边,对他说:“你是否愿意进行说谎测试?”

他瞪眼咧嘴笑了,表情就像一个小孩躲在窗帘后向外偷看。

现在,加登摆脱了他的女秘书,与我在香格里拉共度了一个下午,一起听凯勒教授对案件的分析。凯勒的研究确有独到之处。

尽管年轻,可凯勒发明了测谎器,那是在一种能测量疑犯血压变化的德国仪器基础上所做的改进。凯勒的仪器对疑犯受审时的呼吸频率、脉博、皮肤电传导性等也进行了监测,更提高了测谎的准确性。

“你们知道rǔ突炎是什么病吗?”凯勒问我们。

我和加登坐在锻铁桌子旁,桌子上摆着几瓶酒、那个裂开的木桩、椰子以及一些案发现场的照片,照片呈扇形排开,就像一把扑克牌。

凯勒——这位西北法学院毕业的芝加哥犯罪侦察组组长,可以和我的老朋友文略特相媲美,称得上是这个国家中经验最丰富的测谎师;也是一名科技犯罪研究方面的权威。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对象是四处伤口,检察当局声称是为一钝器所致。

“要治疗rǔ突炎,医生必须用一把凿子击穿骨质疏松之处,”凯勒告诉我们,“甚至包括rǔ突附近一些有可能感染断裂的较硬的骨头。可那需要极高的技术,而且不可能所凿的每个洞都大小相同。”

“那么像哈利头上的那几个洞是什么所致呢?”

他又向上推了一下眼镜,“一个小口径手枪,最大不超过三八型,但很有可能不是三八型的,更像三二型。”

“那几个洞是枪伤吗?”加登问。

“有人用喷雾枪在尸体上做了手脚,”我说,“以致掩盖了证据。”

“好让我们无法从这些照片中得出正确的判断,”凯勒说着,又展开一些照片,“即便如此,无烟火葯也不会留下灰迹。至于这些三角形伤口,是由于子弹在近距离范围内射出造成的。”

我敲着照片上哈利先生头部的四个洞说:“这些是枪伤?”

“毫无疑问。”凯勒断然地说。

巴哈马强烈的太阳光及深思冥想使加登的双眼眯了起来,说:“或许这个老家伙是在正当防卫?”

“很可能。”我说,“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黑格斯的。”

“还是别提这个了,”加登闷闷地说,“如果那样,当局就会有借口对这个案子置之不理。”

“你觉得怎么办好?”凯勒问道。

加登耸耸肩,“让他们说服你的委托人别去威胁死人,如果他们被判有罪,你就把这个证据隐藏起来,以便日后再审。”

凯勒笑着点点头,“那是佩里·梅森的绝招。好吧,我同意你的说法,一味反驳他们荒唐的谎言——四个洞都在头骨最硬处,距离一英寸,属刀伤——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你可以趁这个机会仔细研究一下那个指纹证据。”我说,“你怎么看?”

凯勒挤出了一个笑容,“我想贝克上尉这个指纹专家一定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警,还没搜遍整个房间就找到了指纹。那三个警察把那个中国屏风抬进大厅时,上面的痕迹还未被抹掉呢!谁知道贝克一天后检查时,上面多了那么多黑爪子印。”

“不用考虑墙上那些带血的手印了,”我说,“因为它们太小了,不会是德·玛瑞尼的——这不能扰乱整宗案件。”

凯勒摇摇头,“让人难以置信,贝克找到了一些带血的手印,却想趁血迹变干前擦掉它。”他看了看加登,说,“你这位新闻记者意识到了吗?这两个迈阿密天才没有化验血型来证实那血是否是属于欧克斯的?”

加登不解地摇头低语,“该死的画蛇添足。”

“不,”我说,“是该死的存心设计。”

加登疑惑地看着我。

“想一想,”凯勒说,他的眼睛放出了光芒,“贝克作为指纹专家被召来,但他携带的只是一个轻便的小手提箱——他没带指纹照相机。”

拍指纹需要特殊的照相机,需要一个可以随着灰印表面移动的透镜,可以紧贴着指纹拍摄。

“没有指纹照相机?”加登说,“当地没有人有这种照相机吗?”

“没有。”我说。“当然,他可以从皇家海军那儿借到……”

“但他没有。”凯勒预感不妙,“他只印出灰迹,拿起来将之挫平……”

“该死的家伙。”加登骂道,怒目圆睁。

凯勒耸耸肩,“在有些情况下,用薄而易粘的胶带也能取样拍照——但贝克身边没有胶带。”

“什么?”加登说。

“他用的是橡胶,”我解释说,“那的确能从原始表面取出印迹样本。”

但在取样的过程中却会对原型产生破坏。

“不管怎样,无论贝克说指纹来自何处,都不重要。”凯勒说着,顺手拿起放大指纹照片。

“指纹不是从屏风上取下来的,我可以按着一摞《圣经》发誓。”

“一本《圣经》就够了。”我说。

“你怎么这样肯定?”加登问他。

凯勒站起来,“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他把我们带到舞厅,上周末,公爵夫妇曾在这儿跳过华尔兹,一个六折的奶白色中式屏风立在哪里。

“但是,那不是……”加登说,“它不是被烤焦的……”

“我查到欧克斯夫人购买屏风的那家商店,”我说,“也买了一块,图案虽不一样,但其它地方完全相同。”

凯勒用一只手摸着屏风,研究着它表面的纹理,另一只手里拿着指纹照片。

“我从这个该死的东西的每个角落都取了样本,每次我都能碰到带木质螺纹背景的印迹。”

我点点头,“假使那放大的指纹是从屏风上取下来的,背景上的圆圈不应是那个样子。”

“花纹不相符。”凯勒边说边轻轻拍着那个中国屏风,就像爱抚一个婴儿。

“那是完全不同于此的物体表面。”.

“他们的指纹是伪造的?”加登问道。

“不,”我回答说,“那只是个替代品。”

作家抱着双臂站立着,就像一个农场主在注视他的农场,“怎么会是这样?”

我从凯勒手中拿过指纹照片,“那是弗来迪的右手指纹,是他们从别处扒下来的绝好样本,昨天我同弗来迪谈及此事

在弗来迪的小牢房里,当我问及他是否在调查时被掌握了什么证据时,他耸肩表示没有。

“噢,我为麦尔岑倒过一杯水,”德·玛瑞尼说,“从一个玻璃罐里倒的。”

“他要你替他倒的水吗?”

“是的。”德·玛瑞尼说,不情愿地点点头,而后皱眉深思。“很有趣,在我倒完水后,那个高个子贝克正远远地站着注视着我,他问:‘一切正常吗?’麦尔岑回应:‘没什么,一切都很好。’”

而一天后,凯勒指出指纹背景中的圆圈可能是压平的水珠……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加登目瞪口呆地问道,“你的委托人被警方骗了,也被温莎公爵的私人侦探骗了。”

我耸耸肩,“这对我来说不是新闻,大约一周前,我在他们威胁目击证人时抓住过他们。”

加登被搞糊涂了,转向凯勒,问道:“教授,你为德·玛瑞尼做过测谎实验吗?”

凯勒看着我,毫无表情地一笑,摇摇头。

“法庭不允许这样做,”我说,“即使我们的目的是考察证据,法律也不允许我们在任何目击者身上使用。”

凯勒露齿一笑,“我多想抓住克里斯蒂的罪证呀!”

“你在浪费自己的才智。”加登几近悲观地说。

我把手放在作家肩上,“凯勒还有很多花样,你已见识到了,他对残留的睡衣碎屑进行过燃烧实验,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凶手在现场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

“可我做实验时却损坏了一件昂贵的家具,”凯勒懊恼地说,“我不懂为什么迪安娜女士没有将我撵走,我给你们看看最近的新发现……”

他走到桌边,就是这张桌子,不久前还摆放着炸蟹、鱼子酱。现在,白色的桌布上却散布着一些奇怪但又很眼熟的烧焦的小洞,桌子上放着杀虫用的喷雾枪,一个瓶盖没有拧紧、装着透明液体的玻璃罐,还有一盒做饭用的火柴,有几根已燃尽,丢在一边。

“我找到了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凯勒有些沾沾自喜地说。

“你指什么?”我问。

“这个喷雾枪同在哈利先生房间里找到的一样。”

“分毫不差。”我说。

“黑格斯说喷雾枪里装着一半的‘灭蝇灵’,就是女佣留下的那瓶。”加登说。

凯勒微笑着拿起喷雾枪,将下面的杀虫剂管拧开,把它放在桌上,然后他做了一个祝酒的姿势举起玻璃罐。

“内特,你的预感对,”他说,“可燃物喷射到地板上,不用说哈利先生,什么都会燃烧……可燃物正如你所料的那样,并不是汽油,而是酒精。”

“是的。”我说,“汽油燃烧会把天花板烧得一塌糊涂。”

“而且还会留下一股很刺鼻的气味。”加登补充说。

“在热带地区,酒精有许多用途,”凯勒不经意地说,拧开玻璃罐安到喷雾枪上,“除了不能饮用外,替自己或朋友涂擦伤处,做灯油,在船上做饭,或者刷油漆……你可以在任何简陋的民居找到装酒精的瓶瓶罐罐。内特,点一根火柴,扔到桌子那边。”

他将喷雾枪一端用手指按住,我手里拿着已点燃的火柴放到酒精中。酒精燃烧起来,火苗呈淡蓝色。

“看着。”凯勒说着,像孩子一样格格笑起来。

他越用力抽,火苗就越大,燃烧的时间也越长。

“你想让火苗到哪儿火苗就到哪儿,”他说,“只要你不停地抽压。”

他停下来时,酒精燃烧后的小颗粒掉了下来,落到桌子上,将桌子烧出了一些圆形小洞,火苗着了一会儿就熄灭了。

“见鬼!”我说。

“看看你的喷雾枪吧。”凯勒说着,把喷雾枪放在桌子上。

我瞥了一眼,喷雾枪的顶端有点儿变黑。我取出一块手绢将它擦干净,现在,谁也看不出,它刚才喷过火了。

“厄尔,”我说,“在你的专栏中不要提及此事……”

他点点头,继而举起一个手指以示警戒,说:“别把此事张扬出去……”

凯勒看着我点点头,我们应该把这告诉黑格斯。加登是对的,当局对谋杀案中的细节误差越多,黑格斯就越容易提出上诉。另一方面,纠正审问中的细节错误对德·玛瑞尼毫无帮助

“先生,我得走了。”我说,“凯勒,迪和南希从天堂海滩回来时,告诉她们我大约七点半回来。厄尔,你想和我散散步吗?”

“我想留下来同凯勒先生闲谈一会儿,黑勒,你呢?”

我说:“我需要在六点钟政府机关下班前拜访一下林道普上校,跟他探讨一下你们所怀疑的指纹问题;我们还需要林道普证实是在上午十一点半,而不是在下午三点半看到弗来迪被问讯。”

我到了林道普的办公室门口,在二楼的走廊里看见了一位当地画家,正戴着帽子,穿着连裤工作服,在林道普上校办公室门上的玻璃上润色“赫伯特·潘波顿少校”这个名字。

“打扰一下,”我说,“这里不是林道普上校的办公室吗?”

“不再是了,先生。”他说,“他搬走了。”

“什么?”

那个人耸耸肩,继续专注于他的作品。

我在希尔斯上尉的办公室门口停了下来,他也不在办公室。我向上尉的秘书询问起林道普的去向,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林道普上校已调到特立尼达了。”那个秘书说,他是一个瘦小的白人,留着撮小黑胡子,神态高傲、目空一切。

“嘴立尼达?什么时候?”

“大概这个星期之初。”

“噢,要多长时间呢?”

“从现在直到永远,”他暗带讽刺地答道,“据我所知。”

几分钟后,我顺着长长的石板路走到乔治大街一头,石阶上的政府大楼就像一大块粉白相间的婚礼蛋糕,石阶一半处,伫立着哥伦布的雕像,他一手按剑,一手叉腰,目视着前方。

台阶顶端,穿过一个水泥平台,一个穿白制服的黑人哨兵站在前门拱道,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同殖民部长事先约好了,蒙混过关。

我推开印有精美的“e”字母以及漂亮的纹饰镶边的玻璃门,走到了一大堆皮箱、口袋中间。

贴着大理石花纹壁纸、挂着浅色窗帘(毫无疑问是伯爵夫人的品味)的高棚门厅处,传来了脚步声,那个我谎称与之有约的殖民部长莱斯里向我大步走来。他的一条腿有些瘸,曾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一战中受的伤。

“黑勒,你是怎么过门岗的?”莱斯里双眉紧锁大声质问道。

“他问我莱斯里是谁,我说我和他很熟。”

对一个四十五、六岁的职业兵来说,这个玩笑毫无意义,那件白色的制服是他身上唯一生动、纯洁的地方。

“如果你仍抱着幻想想见到公爵,”莱斯里说,“那么你不仅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也在浪费我的。”

“这事我一会儿和你谈。现在,告诉我,林道普上校到底怎么了?”

“什么事也没发生,他被调开一段时间。这是政府的命令。”

“但他在审判德·玛瑞尼时会回来,对吗?”

“我不能确定——战时交通是那么糟糕,而林道普又刚刚担任特立尼达警局专员。”

我轻蔑地一笑,“这真有趣儿——在审判即将开始时,一位重要的目击证人却突然从这个小岛搬到月亮上去了。”

莱斯里的下颏同他的腿一样僵硬,“林道普上校确是一名目击证人,他已对此案件所知晓的事做了笔录,他的接替者潘波顿少校可以代他出庭。”

我并不认识潘波顿,他的名字还在林道普上校的门上字迹未干。如果他参加调查,再努力、正直也只是知之皮毛而已。

“谁要走?”我用大姆指指着一堆行李,问道。

他的嘴角挤出一丝笑容:“不是你,是公爵同其夫人。”“什么?别告诉我他们也要迁到特立尼达。”

“他们要去美国旅行。”

我墓地想起,公爵夫人在香格里拉的舞会上曾明确表示,纽约是她青睐的休憩之所。我茫然地问:“那么公爵不会参加德·玛瑞尼的审判了?”

“是的。”莱斯里说,“他为什么要去?”

他把我送到了门口。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放纵时刻》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