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纵时刻》

第二十三章 第二次审判

作者:马克斯·艾伦·科林斯

“肃静!肃静!”一个穿着黑袍的矮胖男人庄严地大声维持秩序,用头镶王冠的手杖敲着硬木地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接着大声喊道,“上帝与国王同在!”

人们刚刚坐好,一个戴著银色齐肩假发,穿着镶毛皮边红袍的矮胖子,坐到了法官席上。他就是奥斯卡·贝得利·达利男爵,巴哈马首席大法官。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不过看起来鹤发童颜,容光焕发。可惜他那张又圆又光滑的孩子脸被两道黑眉毛破坏了。据黑格斯说,达利暴躁又刻薄,他那“点火就着”、“剖鸡取蛋”的脾气早就名声在外了。不过,他的外表却很和善,向人群投来了一个庄重又亲切的微笑。

人群拥挤而混乱:无论是在法庭中间、两侧还是后边的过道上,都塞满了靠背椅、简易椅和木头折叠椅。那些有钱人在开庭一小时前就派佣人来占座位了。观众有一半以上都是当地黑人,这些黑人可不会把座位让给任何人。

在这热带的巴哈马,早晨的空气就很闷热了,天花板上风扇转动的声音也盖不住苍蝇的嗡嗡声。法庭的审判程序完全是英国式的,法官谨守条文。这次开庭和初审的区别仅仅在于,这次有陪审团。陪审团成员都是白人,男性,而且大多是商人,主席是个杂货商。

除此之外,别的都一样:紧挨着法庭的是两张挤满人的桌子,加登和几个其他新闻机构的记者抢占了最有利的地形,以便及时地捕捉每一细节变化。英俊的黑格斯自信地端坐着,尽管他信任的助手韦·宜·卡兰德(一个外表帅气、喜好夸耀的漂亮混血儿)只不过是个才智平平的律师而已。皮肤黝黑的阿德雷坐在郁郁寡欢的大律师哈利那身边。哈利那长着鬈曲小胡子的长脸淡无表情、肌肉僵硬,他缓缓扫视法庭,俨然是这里的主人。

而弗来迪呢?他坐在桃花心木的囚笼里面,无聊地咬着一根火柴。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西服,领带的颜色就像巴哈马的阳光那么轻快,能够表明他是被告的只有他的苍白。这个原本就身材瘦高的伯爵显得更清瘦了。尽管他努力地保持着洒脱的举动和自信的微笑,并向熟人顽皮地眨眼,可是他看上去还是像个骷髅。

阿德雷首先发难,他发表了一个冗长的演说。不过坦白地说,他的论说倒也有力。他把使听众感到困惑的种种情形加以整理,呈现出一个清楚的来龙去脉,强调了弗来迪的“令人绝望的财政状况”,和他对哈利先生的“刻骨憎恨”。

“谋杀的细节,”他用决断的、比英国人还英国人的口吻说,“比在我们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以前发生的所有的罪恶和坏事还要骇人听闻。”他的声音也颇具表演性地提高了,增加了某些戏剧化的氛围。

“谋杀是谋杀,生活是生活,”他说,“可是这起谋杀,就像莎士比亚说的‘像地狱一样黑暗,像夜晚一样无光’……这种变态行为只能源于一颗绝望、奇怪又冷酷的心……这颗心和正常人不一样,它完全背离了人道,也玷污了我们这块平静而美好的土地。”

“真是一篇不错的浮华文章。”我想,他强调了“不一样”这个词,语言修饰得不错。

阿德雷手提黑袍,带着一种极其自然的优雅在法庭内昂首阔步,极具表演性地向陪审团讨好。他那滔滔不绝、铿锵有力的语言,非常有感染力,使这场闹剧变得更有可信性。

“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吧,”他对好似被催了眠的陪审团说,“无须害怕或偏袒,你知道你所做的会使上帝满意,使你的良心安宁,又维护了法律的庄严与正义!”

他重重地坐下,脖子绷直,昂首挺胸,好像一个英雄。

这篇华而不实的序言引起了騒动。之后,是大家都知道的摄影师和法医提供的证词,玛乔丽·布里斯托尔也出庭作了证。她穿着带花卉图案的裙子,戴着木珠项链,很迷人。不过她有点儿紧张。而让我难过的是,当她走下证人席,走上过道时,竟连半点微笑都不给我。

午饭休息时,我和迪及南希聚在一起。

“阿德雷表现得怎么样?”南希问。

“好极了。连厄尔·加登都为他着迷了,我想他会使高德弗雷受点阻力的。”

“那个漂亮小子卡兰德或许能给黑格斯帮点儿忙,”迪说,“我听说他进人法律界前,曾是伦敦演艺圈的明星人物。”

南希点点头,“卡兰德是不列颠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员,虽然他做这项工作没多长时间,却展示了惊人的才华——言多却从未有失……”

我和卡兰德相处过一段时间,知道南希说得对。不过无论是黑格斯还是卡兰德,都没有阿德雷的那种哗众取宠的能力。

“下一个出场的该是克里斯蒂了。”我说。

南希笑了一下,“我想看看这次他能否表现得好点儿。”

“我也想看看。”迪说。她挑起了眉毛,充满讽刺意味地说,“哈罗德是个不错的房地产商,他在证人席上也能卖出一大票东西,会大大地露乖的。”

但是,哈罗德·克里斯蒂这次出庭的表现更加糟糕了,他看上去似乎两周没睡觉,声音又小又颤抖,双手紧抓着栏杆,好像借此可以得到不可能得到的平衡和舒适。法官不时地要求他大声说话。他那镶双排珍珠扣的白亚麻西服和暗色印花的领带,使他看起来比平时精神多了,里面的歪歪扭扭的衬衫和他不时松动领带的动作,流露着他内心的紧张。

他重述了大家现在都已知道的谋杀案发生当晚的事,他再次否认了曾被邀请去德·玛瑞尼家,此外没什么新的内容。

但是阿德雷知道希尔斯上尉会被传讯,就努力为他的证人遮盖。他问道:“如果希尔斯上尉说谋杀案发生的那晚看见你出门了,你将做何解释呢?”

克里斯蒂紧抓着围栏,手指关节因为过于用力而导致了血流不畅,有点泛白。他表现出一种正直的愤慨,“我会说他完全错了,而且会告诉他以后看人要仔细点儿。”

极具表演天份的阿德雷笑了,那是一种狡猾的、蛊惑人心的笑。他庄重地点了点头,转向陪审团,对法官说话时有意地对陪审团表演着,“法官大人,就是这样!”

阿德雷的战术使黑格斯有点儿乱了阵脚,他一开始对这个手足无措的证人所取的证词就有点儿不对头。比如说,他浪费了五分钟或十分钟之久的时间,研究克里斯蒂用毛巾的哪头擦哈利的脸,直到克里斯蒂忍不住大声抗议,“上帝呀!黑格斯,理智一点儿吧!”

可是黑格斯还要坚持,他是想试图说服陪审团,克里斯蒂的记忆不可靠。至于为什么克里斯蒂那晚把旅行车停在乡间俱乐部的车道上,和他是否整晚待在西苑等等这一类关键性问题,黑格斯根本就理不出头绪。克里斯蒂说他进人谋杀案发生的房间时,烧焦的臭味已经消失。这种说法尽管荒唐,黑格斯却没有从中找出对审判有利的证据。

像黑格斯这样聪敏的律师,居然对这个丧失了主心骨儿的证人也问不出什么,这未免令人失望。

终于,黑格斯稳定下来,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克里斯蒂先生,当晚你是否曾离开过西苑?”

“没有。”

“你是否认识警察局的高级官员,希尔斯上尉。”

“是的。”

“你和他关系好吗?”

克里斯蒂耸耸肩,“谈不上好与不好,我不太知道他的为人。”

“你们不是从孩提时代起就相识了吗?”

他咽了一口唾沫,说:“是的。”

“他无意与你作对,这你知道吧?”

“是的”

“希尔斯上尉当晚在乔治大街看见你在一辆旅行车上!”

克里斯蒂用一个已被汗水湿透的手绢擦擦前额,说:“希尔斯上尉一定搞错了。休息之后我就没离开西苑,任何人要是说我那晚上在镇上,就大错特错了。”

黑格斯在陪审团席前踱来踱去,“你该承认希尔斯上尉是个体面正直的人吧?”

“我承认,”他又咽了一口口水,一可是体面人也会犯错呀。”

黑格斯停顿了一下,让陪审团——以至整个法庭,体味克里斯蒂最后一句话中的意味,然后说:“法官大人,我问完了。”

那天的其余时间和第二天上午的审判中,阿德雷不断地为他的辩论找证据,首先是来自奎克巴士医生的证词,大部分围绕着一个玄而未决的问题:欧克斯被火点燃时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他身上的水泡说明了一切。而对那个关键性的问题——哈利先生胃中那四盎司“又厚又粘的”黑色液体,阿德雷却是一带而过。

这中间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小插曲。大法官问奎克巴士医生:“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要是死去要用多长时间?”

医生答道:“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不会死,法官大人。”

一阵轰笑声打破了法庭内的紧张气氛,完全压住了法官为维持秩序发出的“安静!安静!”的叫喊。当这个脾气温和的医生以他的名誉宣誓作证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下午,漂亮的金发美人桃乐茜·克拉克重述了在案发当晚,弗来迪开车送她和另外一位空军飞行员的妻子珍妮·爱斯丽回家,当时正大雨滂论。这段纯洁的故事为弗来迪在陪审团和观众中都赢得了好感。

她们的证词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如果让我出庭作证的话,我该站到哪个阵营上呢?我的身份在这里是极为模糊的,用俗话说,我是脚踩两只船了。

克拉克夫人说她看见玛瑞尼去点蜡烛,由于大风的缘故,数次将自己的手烧到,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贝克和麦尔岑会在弗来迪的身上找到烧焦的毛发。她说完后,黑格斯问:“七月九日,在西苑,你是否看见了被告弗来迪·德·玛瑞尼?”

“是的,我看见了。”

“是在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吗?”

“是的,我确定。”

法庭里的窃窃私语声表明了这个证词是多么石破天惊。原告的证人曾一再确认,在七月九日,弗来迪是在下午三点半到西苑的,而现在,这位美人却反驳了他们,那几位警察的品行也由此受到了人们的怀疑。

在这小小的胜利之后,是几个小时的冗长询问,原告的证人们不断地描绘出弗来迪的可怖意图。

来自棕榈滩的撒甲·威廉先生讲述了哈利先生和弗来迪之间的一场争吵。在争吵中,弗来迪曾威胁哈利先生,要“打破他的头”;而那个性情温和的南方佬——怀特·福斯克特,欧克斯家族的私人律师,则描绘了欧克斯的家庭纠纷,他用那极具表现力的语言把弗来迪描绘得简直就像一个恶魔。

作为缺席的林道普上校的代言人——警察局长潘波顿少校,提交了警方的证词。潘波顿是个正直而呆板的老头,举止间流露着一股刻板。他照本宣科地讲述了调查及逮捕德·玛瑞尼的过程。他的证词对那些琐碎的细节一再渲染,而那关键性的一点,即在七月九日,弗来迪被麦尔岑叫到楼上审问的时间是几点,却被他完全忽略了。

穿着笔挺的卡其布制服的道格拉斯中尉同样为原告作证了,他是个挺拔、充满活力的苏格兰人。弗来迪被拘捕时,由他进行了最初的非正式看管。由于他和弗来迪是朋友,所以后者便放松了自我保护意识,曾有口无心地问他——难道大英法庭仅凭一些偶然的、非关键性的证据,而且在凶器尚未找到的情况下,就能定一个人有罪吗?

道格拉斯还用打卷儿的舌音,在法庭上学着弗来迪的语气,把他曾说过的话重述——“那个老家伙就是该死。”

黑格斯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副手卡兰德。卡兰德长着椭圆形的脸,英俊修长,脚步轻快。他问道格拉斯:“你知不知道被告是法国人,而法国法律同英国的不一样?”

“我知道。”

大法官的身体往前倾了一下,也提了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被告来自毛里求斯?”

“我知道,法官大人。”

卡兰德微微一笑,“被告是否问过凶器有没有被找到?”

“他问过。”

“在这种情况下,他问这种问题不是相当正常的吗?如果没有凶器,可以定一个人的罪吗?”

“这个问题不算奇怪。是的,不可以定罪,先生。”

“你是否对被告说过,‘人们对哈利先生的死大惊小怪、议论纷纷是因为他有钱。如果只是一个可怜的杂种死在大街上,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我想不起来曾说过这话。”

“你不是总用‘杂种’这个词吗?”

“我从没用过那个词。”

卡兰德绷紧了脸,用手指着这个壮硕的苏格兰人说:“道格拉斯中尉,‘杂种’这个词是你的常用口头语。”

“我否认。”

“我还要说,你就是那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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