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飞行》

第03章 演讲旅行

作者:马克斯·艾伦·科林斯

那位有着柔软的胡子、兔子一样的鼻子的圆形剧场总经理——那座圆形剧场坐落在依阿华州得梅因市的路克斯特大街与宏伟大街之间,是一座浅黄色的砖瓦建筑———在那天傍晚的时候骄傲地对我说,他管理的那些设施在得梅因市的文化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俄罗斯芭蕾舞团在这里表演过。我思忖着如果提醒他门廊里的告示板上公布的即将来临的家禽展览是他引以为荣的第二项内容,显然是缺乏绅士风度的行为,毕竞,我需要他帮助我为今晚的发言者准备折叠桌,在她演讲过后,她还要为她最新出版的书《飞行的乐趣》签名。

作为保镖,我的职责包括很多项我从来都没有想到的内容:从她那辆弗兰克林牌汽车的行李箱里拖进拖出一台电影放映机,一卷十六毫米的胶片,一箱书,当然还有为我准备的一只装零钱的小锡铁罐,因为我要为她卖那些《飞行的乐趣》(让作者本人出面卖书总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那座剧场可容纳八千五百人,现在,所有的座位上都坐着人。我没同他们坐在一起——我交叠着双臂,背靠着墙,站在离舞台非常近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一只眼睛注视着她,一只眼睛留心着观众、观众们绝大多数都是女士,穿着她们星期日的盛装—一插着羽毛的帽子,珍珠项链,花边手套。如果不是这位如此重要的客人光临小镇,这些服饰原本应该等到复活节才能拿出来穿戴。

有几个穿西装、系领带的男人散坐在大厅里,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像农民,没有一个人把粪肥沾在他们的鞋上,也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像是给艾米莉·埃尔哈特寄了那封用从报纸与杂志上剪下来的字句拼凑成恐吓信的疯子。然而,谁知道呢?

那座舞台相当宽敞、空阔,一面挂着美国国旗,另一面挂着依阿华州州旗,当中是一块银白色的电影屏幕。靠近州旗的那一侧,摆着一张演讲用的斜面讲台和一把扶手椅。交头接耳声在剧场里嗡嗡传播着,就仿佛发动机正在预热。

现在是我们演讲旅行的第二周,第一夜我们停留在芝加哥,在交响乐大剧院面对着上万名观众;昨夜,在南伊利诺斯州的德卡伯大学,观众人数少了一些,大多数是女学生(“欢迎你回家,一个伊利诺斯州女孩”)。之后,我们还要去印第安那州的加里,密执安州的巴特尔克里克,以及其他一些城镇,逐渐折回东部。

在台上,埃尔哈特小姐展示出不加虚饰的优雅风度与挥洒自如的领导才能,她的举止漫不经心,有很大的随意性,她使一个演讲充满了即兴表演的色彩,这使那些观众们感觉到她似乎是直接与他们对话。

但是我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样子,在后台的化装间里,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低垂着头,手挡在眼睛上,仿佛一具僵尸。她已呕吐了一、两次,我发现她同嘉宝一样,喜欢离群索居。她至少需要十五分钟的时间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好再次承受面对观众这一磨难。

当电影放映机嗡嗡转动时,剧场里的灯熄灭了,黑白人物出现在屏幕上。洛厄尔·托马斯那原本宏亮的声音从小型麦克风里传出来时,像蚊子哼哼一样细弱而无力,他正在介绍新闻短片的长度。影片从艾米莉驾驶着弗克设计的水上飞机友谊号从波士顿起匕开始,那是一次孤独的不引人注目的飞行;紧接着,在英格兰的南安普顿,一群疯狂的人群欢呼着,艾米莉在那里第一次赢得了名望;然后就是抛彩带热烈欢呼的游行队伍,艾米莉与林德伯格在一起;接着是每一个艾米莉曾创下飞行的速度与高度记录的机场,每个机场上都有欢呼的人群;接下来艾米莉与胡佛总统在一起;艾米莉驾驶着旋翼飞机起飞,降落;拥挤的人群与欢呼声;艾米莉与罗斯福总统与埃莉诺夫人在一起……

然后,影片结束了,灯光重又亮起,她就坐在那里,不再是银幕上飘忽不定的身影了,而是一个亲切、美丽的年轻女人,坐在靠近依阿华州州旗的扶手椅里,双手交叠在膝盖上,就像一个女学生。当雷鸣般的掌声随后响起来时,她没有站起来,只用脸上灿烂的笑容向观众表示着谢意。

由于她是坐在那里,她那修长苗条的身材并不惹人注意。在观众眼里,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纤巧的女人,一个创造了众多奇迹的女人。她穿着自己设计的灰色雪纺绸上衣,一串珊瑚项链戴在她那颀长可爱的脖子上,看起来完美无缺。只有那蓬松的深黄色头发,暗示出在本质上她是一个胆量过人的女人。

穿着粗呢上衣,打着领结的圆形剧场经理走到斜面讲台前,脸上挂着过分谦逊的笑容,似乎观众的掌声是为他而鼓的。他向观众描述着艾米莉的优雅风度与亲切友善的举止,介绍她从不摆那些名人惯常摆的臭架子。他的话非常具有雄辩力,他又称赞了她的勇敢,以及她为追求妇女的平等权利所做出的贡献。

自始至终,艾米莉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似乎别人正在谈论的不是她。她既不得意,也不尴尬,一点也没有表露出这些场面远比飞越大洋的经历可怕得多的样子。

“格特鲁德·斯坦因称我们这一代为垮掉的一代。”剧院经理说。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打断他,但是我不认为格特鲁德·斯坦因曾在头脑中出现过得梅因这个地方。

“但是,”他继续说,“不会有人把我们的演讲者也当作‘垮掉’的一分子,她比同时代的其他年轻女性更显示出一种先驱精神与勇敢的技能……还需要我来提醒你们她是一个得梅因女孩吗?今夜,她回到家乡,与我们一同分享她的故事……女士们先生们,飞行女王,琳蒂小姐——就是艾米莉·埃尔哈特!”

那个“琳蒂小姐”的绰号让她瑟缩了一下,无论她走到哪里,这个绰号都无休无止地烦扰着她。当此夜最热烈的掌声伴随着对她的介绍响起来时,她优雅地站起身来,轻盈地走到麦克风前。她对经理的盛情表示感谢,然后她举起了一只手,温柔地挥动着,直到掌声停歇下来。

“是的,”她开日了,声音低沉、优美,异常温柔,“我在依阿华州第一次见到飞机,就在州商品交易会上,那是怀特兄弟于凯地豪克创下他们历史飞行记录的六年之后,那架著名的飞机就摆在那里,在栏杆后面……我父亲对我说那是架会飞的机器,但在我看来,那只是台样子好笑的、由生锈的铁丝与木头组装在一起的破机器,那时候我对旋转木马更感兴趣。”

笑声在大厅里起伏着。

“在科尼林森先生热情洋溢的介绍中,他提起了我们那些勇敢的先驱者们,”她庄重地说着,“我突然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

她音调中的严肃使笑声停了下来。

“……作为一个女人,”她说,声音中有一种调皮的轻快,“而不是男人——”

笑声几乎从大厅里所有女人的嘴里爆发出来,她们的男人只是紧张地微笑着。

“在比空气轻的飞行器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她说,“女人们是在男人们飞行了几年之后,才开始学习驾驶它们的。今天,女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记录,而我作为一个幸运的女人,也创造了其中几项……虽然最近一篇登刊在法国报纸上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疑问,‘但是她会烘烤蛋糕吗?’”

大厅里传来温和的笑声。

“在我看来,比创造记录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国家中每天都有五百名会烘烤蛋糕的女人在飞行,既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娱乐。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曾驾驶过飞机,请举起手。”

整个大厅里,大约有二十多个男人举起了手,而女人只有四个。

“请记住,我做那些飞行,完全是为了其中的乐趣……”

我敢打赌,她对那本书的提及,完全是普图南的主意。

“……而对飞行史没有增加什么裨益。一个飞行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那时候林德伯格上校,我,还有其他一些人曾经做过的一切都会显得过时。那种安全的、有计划的、有规则地飞越大洋的飞行会充满我们的生活。”

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在人群中引发了一片片低语声。

“可以让灯光暗一些吗?”她问,灯光很快暗淡下来。

然后,她拿起一条教鞭在屏幕上指点着,却一直没有把后背朝向观众(这是演讲者的精明)。她引导众人观看她飞越大西洋的生动场面,还有其他创造记录的飞行冒险。从头到尾,她都用一种真挚的友善的语调讲解着,绝少艰涩难懂的专门术语。她对这些话题倾注了如此多的热情,那些听众们一点都不觉得厌倦。

当灯光重新亮起时,她用一句惊人的陈述改变了话题,“性别很久以来被一些无法胜任工作的女人用来作为一种借口,她让她们自己和其他人相信,并不是她们的无能使她们止步不前,而是由于她们的性别。”

人群不知道该对这句话做出何种反应,我注意到有几个人皱起了眉头,看起来他们似乎被从精神上亵读了。男人们局促不安地在椅子里辗转着,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性别”这个词来,使紧挨着妻子坐着的丈夫手足无措,这个词引起的反应是慌乱的,至少,在得梅因如此。

“不要误解我的话,”她说,脸上露出了真纯的只属于少男少女们的笑靥,“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只是喜欢用现代的方式思考。”

她谈到科技使单调乏味的家务减少了,女人可以在管理家庭的同时,拥有一份事业,做丈夫的应该而且必须分担起做家务和培养孩子的责任。

这一切听起来很动人,但是当我把艾米莉·埃尔哈特和她的丈夫乔治·帕莫·普图南联系在一起考虑时,一切似乎并不符合这个理想——我无法猜测他们两个人中谁会洗碗,做清扫工作;我认为他们两个人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会有孩子。

但是这番善意的、温和的、带有一丝争辩色彩的言谈,却得到了持久的热烈的掌声。剧院经理返回到麦克风前,告诉大家,一会儿,埃尔哈特小姐将要在门廊里为她的书签名。我立刻抓住机会,将一些三年前的旧版本以原价卖了出去,这些书原本应该卖得便宜些,但在这里不。

艾米莉为三百名观众和她的一些书签了名,剩下的时间她就同每一位顾客待在一起,同他们握手、谈笑,倾听他们的诉说。她对待每个人都是一样殷勤,对任何人都没有降贵纤尊的矜持,即使是那些没有买一本书,只是拿着节目单走过来让她签名的人。

深夜十点钟以后,艾米莉开着她那辆十二气缸的大马力弗兰克林,同我离开了圆形剧场。接下来,我们要立刻出发,前往计划表中的下一站——毛森市,我们旅行当中最东部的城市。我们都意识到,两个星期之久的演讲旅行,就要在那里永远结束了。午夜时分,我们在公园旅店登记住宿,这是事先计划好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在夜里开车,黎明时分投宿;在房间里吃早餐,同时接受记者的采访;然后在下一次演讲开始前,抓紧时间睡上几个小时。她对记者的提问都给予直言不讳的回答,比面对观众时更坦率。

在最初的几天几夜里,除了一些礼节性的问候之外,她同我几乎不说什么。艾米莉的态度是真诚的,即使谈不上友好;她的神情是疏远的,即使不是冷淡。我无法理解她,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菲尔德公司的服装发布会上,以及随后的朝圣者之家的晚餐中,相处得十分融洽。

坐在弗兰克林里面,穿过茫茫黑夜,常常是她沉默着开车(她喜欢大型的轿车,喜欢驾驶,我不介意让她来开,因为那车操纵起来像一条船),我静静地坐着,不去打扰她,见鬼,我毕竟在她手下工作。

不论我们走在哪里,艾米莉总是声称她是当地人的女儿——无论是在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的“妇女基督教戒酒同盟联合会”上(“热烈欢迎回到家乡的堪萨斯女孩”),还是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港口的“棕塔国际茶话会”上(“这位杰出的女性在这里成长,她把我们州的座右铭‘展现自我’牢记在心”),甚至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的讲演上(“明尼苏达州的骄傲!”)。

每一次登台,她都得到两百五十美元的报酬——我频频地在他们之间传递支票,似乎我是她的经纪人——这是她应该得到的。然而底特律却是一个令人精疲力尽的城市。

在斯泰德拉旅馆(我们在凌晨两点赶到这里,巴特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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