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落里的老人》

地铁神秘命案

作者:奥希兹女男爵

1.猝死的妇人

李察·佛毕学先生(《伦敦邮报)的记者)对这件事情大发脾气,实在情有可原。宝莉一点儿也不怪他。

他那毫不遮掩的坏脾气颇具男儿气概,反而让她更喜欢他,毕竟他所说所为的背后,只是一种男性妒嫉的表现,恰恰满足她的虚荣心。

更何况,宝莉对整个事情分明感到内疚。她答应了迪克(也就是佛毕学先生)两点整在皇宫剧院外头见面,因为她打算去看莫德·爱伦的午场表演,也因为他自然想跟她一块儿去。

可是两点整了,她还在诺福克街的面包店里,面对一个把弄细绳的丑怪老头,啜着凉掉的咖啡。

可是你怎么能期待她记得莫德·爱伦或是皇宫剧院,甚至因为这些事而想到迪克?角落里的老人已经讲起那件地铁的神秘命案,使得宝莉忘了时间,忘了她置身何处,也忘了有事要做。

其实她今天很早就来吃午饭了,对于下午那场皇宫剧院的演出,她非常期盼。

她走进面包店时,那稻草人似的老人正坐在他的老位子上,可是他始终一语不发,小姑娘只好大嚼她的薄饼奶油。这人多么粗鲁呀,连个早安也不道一声——她正这么想着,他突然冒出的话,却引她抬起头来。

“能不能请你,”他突然说:“描述一下刚才你用咖啡、点心时,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宝莉不情愿地把头转向远处的门,一个穿着薄外衣的男人正快步穿过那扇门走出去。宝莉刚坐下喝咖啡吃面包的时候,旁边桌子确实坐着那个人。不久,他吃完了午餐——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到柜台付了帐,然后走出去。对宝莉来说,这件事看来一点也不重要。

所以她没有回答那粗鲁老人的话,只是耸耸肩,要女服务生拿帐单来。

“你知道他高还是矮,黑还是白吗?”角落里的老人继续说,看来丝毫没有被她的冷漠窘住:“你到底可不可以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儿?”

“当然可以,”宝莉不耐烦地说:“可是我看不出来,我描述这面包店里的一位客人,到底有什么重要。”

他沉默了一会儿,紧张的手指在宽大的口袋里摸来摸去,想找那条缺不得的细绳。当他终于找到了那不可或缺的“思维辅助器”,眼光再度透过半闭的眼皮投向她,不怀好意地又说:

“不过假设这事情绝顶重要,需要你对坐在你身旁半个钟头的人做个确切的描述,你要怎么起头?”

“我会说,他高度中等——”

“五呎八时,九吋,还是十吋?”他静静地打断她的话。

“差一时或两时,我怎么看得出来?”宝莉生气地回答:“他的肤色也是中间色。”

“那是什么意思?”

他又问,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就是不黑也不白。他的鼻子——”

“好,他的鼻子是什么样儿?你画得出来吗?”

“我又不是艺术家。他的鼻子蛮直的,而他的眼睛——”

“不深也不浅;他的头发也是特别得让人印象深刻;他不高也不矮;他的鼻子不是鹰钩鼻,也不是狮子鼻——”

他带着挖苦把她的描述重复了一遍。

“没错,”她反chún相讥:“他看起来就是很平凡。”

“如果你在一堆不高也不矮,不黑也不白,不是鹰钩鼻也不是狮子鼻的人群里再见到他,比如说明天吧,你认得出来吗?”

“我不知道,也许可以吧。他确实没那么特别,让别人会特别记得他。”

“那就对了!”

他说,同时激动地把身子向前倾,完全像个从盒子里蹦出来的弹簧玩具小丑。

“完全对了!你是个记者,至少你自称是个记者,注意别人、描述别人应该是你专业的一部分。我的意思,不只是注意有明显撒克逊血统特征,有漂亮的蓝眼睛、高贵的眉毛、古典脸庞的达官贵人,而是普通人,那些可以代表他同种同胞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比如说,一般中产阶级的英国人,不太高也不太矮,留个色泽不深也不浅,可是盖过他嘴巴的胡髭,戴着一顶把头型和眉毛都藏得进去的大礼帽,一个事实上穿得像他几百个同胞穿的一样,动作一样,说话一样,没有特色的普通人。

“想办法去描述他,比如说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星期之内,把他从另外八十九个替身里指认出来;更坏的情况是,如果他正好涉及某件罪案,而你的指认就可以让他上绞架,去宣誓作证,去结束他的性命。”

“试试看,如果你怎么样都做不到,你就比较能够了解,那些最下流卑鄙的罪犯之一为什么至今还逍遥法外,也会了解为什么地铁谜案到现在还没有破。”

“我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的很想为警察指点迷津,让他们好好利用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知道,虽然我欣赏那畜生的好头脑,可是我觉得他没被绳之以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现在地下铁道和各种交通工具这样普遍,曾经号称是‘到城里和西端最好、最便宜又最快’的老路线常常没人要搭了,老旧的大都会铁路车厢无论什么时候都算不得太挤。不管怎样,当那一列火车在上个月,也就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大约四点钟驶入爱得格街这一站的时候,头等车厢非常空。”

“列车员在月台上上下下,到每一节车厢里看看,心想或许有人会留下一份值半便士的报纸可以看。他打开一个头等车厢的门,发现一位女士坐在较远的角落里,头朝向窗的那边,显然忘了这条路线上,爱得格街是终点站。”

“‘您到哪儿去,小姐?’他说。”

“那位女士没有动,于是列车员走进车厢,心想她可能睡着了。他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臂,仔细看她的脸。用他自己文绉绉的话说,他那时是‘吓得呆若木鸡’。玻璃般的眼珠,土灰色的双颊,僵硬的头,是死掉的模样,绝不会错。”

“列车员小心锁上车厢门,急忙招来了两个搬夫,叫其中一个到警察局去,另一个去找站长。”

“幸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北上月台不太挤,下午排的都是西向的列车。当督察和两位警官随同穿着便衣的探长和一位医官到了现场,围在一节头等车厢时,几个无所事事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急忙又好奇地围拢过来。”

“于是这消息在晚报版面上就刊出来了,还带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地铁神秘自杀事件’。医官很快就下了结论,说列车员没有弄错,那女士的生命的确已经完结。”

“那女士很年轻,而且在惊慌害怕还没有严重扭曲她的五官以前,一定非常漂亮。她的穿着高雅,几家肤浅的报社竟然还为他们的女性读者对那女士的衣服、鞋子、帽子、手套做了详尽的报导。”

“有一只手套,是她的右手套,似乎脱了一半,把拇指和手腕都露在外面。那只手握着一个小提包,警方打开来,希望找到死者身分的可能线索,却只发现几个散放的银币,一些嗅盐,还有一个小空瓶。这瓶子后来交给了医官去做分析。”

“就是这个小空瓶,使得地铁谜案原是桩自杀案件的传言甚嚣尘上。可以确定的是,那位女士本身或是火车车厢表面,都毫无挣扎甚至抵抗的痕迹。只有那可怜女人的眼神,显露出突如其来的惊吓,描绘出她意外而猛烈死亡前的瞬间景象,全部经过可能只需一秒钟的好几万分之一,可是在她的脸上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要不然那脸庞会是多么安静祥和。”

“死者的尸体被送到太平间。当然,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指认出她来,或是这件萦绕她的死亡之谜,提出一点线索。”

“冲着这情景,一群闲着没事做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借口说走失了或错过了亲戚朋友,获准去看尸体。大约晚上八点半,一个年轻人,穿得很讲究,乘着一部有篷的小马车来到警察局,把名片递交给警察长。他是贺索定先生,航运代理商,地址有两个:东中区皇冠巷十一号,和肯辛顿爱得森街十九号。”

“那年轻人看来一副倍受心理折磨的可怜相,他的手紧张地拿着一份《圣·詹姆斯公报》,里面刊有那篇要命的报导。他没有向警察长讲什么,只说一个他非常亲密的人那天晚上没有回家。”

“半个小时之前,他还不怎么着急,那时他突然想到看看报纸。报上对那位死去的女士虽然只有很含糊的描述,却让他变得非常紧张。他跳上一部马车,现在请求看看尸体,希望能消除他最深的恐惧。”

“你当然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角落里的老人继续说:“那年轻人的悲伤实在令人同情。贺索定先生指认出,那太平间里躺在他面前的女人,正是他的妻子。”

“我在加油添醋,”角落里的老人抬起头看着宝莉,嘴角带着浅淡而温和的微笑,紧张的手指头卖弄似地努力想在不停玩弄的细绳上再打上一个结。“恐怕这整个故事都带有廉价爱情文艺小说的意味,可是你得承认,而且无疑你还记得,那真是非常悲伤而戏剧化的一刻。”

“那天晚上,死者不幸的年轻丈夫没有受到什么问题询问的困扰。事实上,他的状况还不适合做有条有理的叙述。直到第二天在法医的侦讯下,一些事实才被揭露出来,那些事实似乎暂时解开了贺索定太太的死亡之谜,可是后来却让这同一团谜陷入了更深沉的黑暗里。”

“侦讯庭上的第一个证人,当然是贺索定先生本人。当他站在法医面前,努力为这谜团提供线索时,我想每个人都对他寄予无限同情。他穿得很讲究,像前一天一样,可是他看来非常不适和忧虑,连胡子都没刮,无疑使得他的脸有一种饱经忧患,备受忽略的神情。”

“他和死者好像结婚六年了,而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没有小孩。贺索定太太身体似乎一直很好,直到最近她患了轻微的感冒,由亚瑟·琼斯医生为她治疗。琼斯医生那时也在场,一定会向法医和陪审团解释,贺太太是否患有任何可能让她突然致命的心脏病宿疾。”

“法医当然对丧妻的丈夫心怀体贴。他绕了好大的圈子去问他想问的,也就是贺索定太太最近的心理状况。贺先生好像不想谈这个问题,使得法医不得不拿出贺太太手提包里的小瓶来提醒他。”

“‘就我看来,’他终于不甘愿地承认,‘我太太有时候的确不太正常。她以前都是很高兴很开朗的,可是最近我常看到她在晚上呆呆坐着,她像在想些什么,可是什么事情她显然不愿意跟我说。’”

“法医还是坚持,又拿出小瓶子做暗示。”

“‘我知道,我知道,’年轻人回答说,发出沉重的一声短叹。‘您的意思是——自杀的问题……我完全不了解,这件事好像好突然,好可怕……她最近的确看起来无精打采,心事重重——可是也只是有时候而已——昨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她看起来又很正常了,我提议晚上一起去看戏。她很高兴,我知道,还告诉我她下午要去买点东西,拜访一些朋友。’”

“‘你知道她上了地铁,要到哪里去吗?’”

“‘嗯,我不能确定。您知道,她可能想在贝克街出来,走到庞得街去买东西。可是,有时候她也会去圣保罗教堂广场上的一家店铺,如果这样,她就会买票去爱得格街;可是我不敢说。’”

“‘好,贺先生,’法医终于说了,以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你能不能设法告诉我,在贺太太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你知道,或多或少可能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心情沮丧,而且你本身也注意到的任何事情?有没有任何财务困难,可能使贺太太内心痛苦?有没有任何朋友——与贺太太交往,而……你……呃……曾经反对过的?事实上,’法医又说,好像很欣慰那段令人不快的时刻总算过去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暗示,哪怕是最轻微的,来确定我们的疑虑,那就是您不幸的夫人,在一阵心情焦虑或精神错乱之下,可能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

“法庭上安静了好一阵子。在每个在场的人眼里,贺索定先生那时正遭受极度道德挣扎的煎熬。他显得苍白而惨淡,两度开口想说话,最后终于以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没有,没有任何财务困难。我太太有她自己独立的财务——她也没有奢侈的嗜好——’”

“‘也没有任何你曾经反对的朋友?’法医追着问下去。”

“‘没有,没有任何我……曾经反对的朋友。’那不幸的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显然说得很吃力。”

“侦讯庭上我也在场,”角落里的老人继续说,喝完了一杯牛奶后又叫了一杯。“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场最笨的人都知道贺索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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