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

第37章

作者:长篇小说

“我来该法律事务所后不久,曾办过一个车祸的案子。事故地点在斯通县境内的49号公路,靠近威金斯。我们的委托人沿公路朝北行驶时,刚好一辆平板卡车从县级公路开出来,与他们的汽车对撞。事故是严重的。他们一家三口,丈夫当场丧命,妻子受了重伤,坐在后面的孩子也断了腿。那辆平板卡车隶瞩一家造纸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了重保,所以这个案子是有潜力的。该法律事务所把它交给了我。由于我新来乍到,干得很卖力。显然.事故责任在那辆平板卡车,但是它的司机没有受伤,声称我们委托人的汽车超速。于是当时的实际车速是多少,就成了办案的关键。我方事故分析专家认为是每小时60英里。这个速度不能说是太快的。49号公路限定时速在55英里之内,但实际上每个人行车都至少超过60英里。

当时我的委托人是去杰克逊走亲访友,用不着那么匆忙。

“而那辆平板卡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所雇请的事故分析人认为,当时的实际车速是每小时75英里。

这种分析当然对我们极为不利。任何陪审团都会对超过规定车速20英里皱眉头的。我们找到了现场第二个或第三个目击者作证人。他是个老头,名叫克洛维斯·古德曼,一只眼睛完全失明。”。

“另一只眼睛怎么样?”桑迪间。

“还能看东西,但视力多少受影响。他依然在开车。那天他驾驶着1968年出厂的雪佛兰牌轻型货车在公路上行进时,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旁边超了车。

然后,等他翻过下一个坡,正好看见事故发生。克洛维斯是个心肠很软的老头。他一人独居,亲属多年没有来往。这场可怕的事故令他大为震惊。他想帮助受害者,后来见插不上手,就离开了。回家后他未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后来他告诉我,整整一星期他没睡好觉。

“当时,我们听说后面又来了几辆车,其中一位车主还录下了事故现常救护车、警车、消防车都来了。交通堵塞,车辆排成了长龙。人们感到厌烦。嘿,这一切全录了下来。于是我们借来了录像带。一位律师助理反复观看,记下了画面上所有的汽车牌照号码。然后他据此找到车主,看其中有无证人。正是这样,我们找到了克洛维斯。他说,事实上他目击了车祸发生,但是一谈就恶心。我问能不能去他家拜访,他说可以。

“克洛维斯住在威金斯郊区一幢很小的木板房里,这幢房子是战前他和妻子盖起来的。他的妻子死了多年,唯一的孩子也是这样。那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有两个孙辈。一个住在加州,另一个住在哈蒂斯堡附近。两人都和他很久没有见面。这些情况我是在和他的闲谈中获知的。克洛维斯是个孤寡老头,开始免不了要发几句牢騒,好像他不相信律师,不愿浪费时间似的。但是坐了一些时候,他就给我烧水冲咖啡,吐露家庭秘密。我们坐在他家阳台的摇椅上,天南海北地乱扯,就是不谈那场车祸。幸亏那天是星期六,我赔得起时间,不用担心办公室有事。他很健谈,大萧条时期、战争,都是他喜欢谈的话题。谈了几个小时后,我忍不住提起那场车祸,他顿时不吭声了,现出痛苦的样子。他轻声告诉我,他还是一想起这件事就恶心。他知道一些重要情况,但眼下说不出口。

我问死者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他的车速是多少。他说自己开车以来不会超过每小时50英里。我要求他对死者的车速作个估计,他只是摇摇头。

“两天之后,我又顺道去拜访他。那时已到了下午时分,我再次和他坐在阳台,听他讲战争年代的故事。不一会到了6点钟,他说饿了,进而说喜欢吃的鱼,问我有没有兴趣与他一道用晚餐。我那时单身一人,毫无牵挂,就和他走了。当然我开车,他在旁边吹牛。6元钱一条的炸站鱼,我们要了一大盘。克洛维斯细吞慢嚼,鼻尖几乎埋进的鱼堆。账单来了,他装作没看见似的。它放在桌上足足过了10分钟。他不停地吃油炸玉米,不停地说话。我心想要是能让克洛维斯出庭作证,花点钱也应该。终于我们离开了。在驱车返回他家的途中,他说需要喝杯啤酒,好继续同我交谈。当时我们正好在一家乡村商店附近。我停了车,他一动不动。于是我又掏钱买了啤酒。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赶路。他说希望带我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看看。那里并不远,他对我说。我们驱车走了一条县级公路又一条县级公路。20分钟之后,我已迷失了方向。似乎克洛维斯对这一带也不很熟。他说还需要喝啤酒,目的依旧是为了同我交谈。我向那家商店里的人问了路,两人又上路了。他忽而指指这里,忽而指指那里。终于我们找到了汉考克县尼开期克罗辛镇。刚喘口气,他让我把车掉头,说这里不像他的童年生长地。于是我又买啤酒,又向商店里的人问路。

“快到他家时,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开始请他回答有关车祸的提问。他说现在谈这事他还会觉得难受。我扶他进屋,他霍地倒在沙发上,旋即鼾声大作。此时差不多是半夜。就这样,我陪他过了一个来月,时而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时而去吃炸站鱼,时而去公路兜风。那家保险公司的赔偿最多可达200万美元。我们付出这些代价是完全值得的。到这时克洛维斯的证词变得更加重要,不过他本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让我放心,眼下尚未有别人向他打听车祸的情况,因而我必须抢在保险公司的人之前从他那里把情况摸清。”

“他过了多久才把情况告诉你?”桑迪问。

“大概四五个月。终于,我开始催他回答我的提问了。我告诉他,那场官司已到了关键时刻,非得向他打听车祸发生的情况。他说乐意回答我的提问。我问他,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是多少。他说肯定是很快的。因为车里的人血流满面,修不忍睹,尤其是那个孩子。说到这里,他已经泪水盈眶。过了几分钟,我又问:‘克洛维斯,那辆汽车从你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究竟是多少?’他说肯定要帮那一家子。我说那一家子肯定要对此感激不荆然后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认为车速是多少?’“我说,依我看车速是每小时55英里左右。克洛维斯说:‘那么就是你说的这个数,每小时55英里。’”

我开车的时速是50英里,他们比我快一点。“我们上了法庭。克洛维斯·古德曼极其出色地作了证。他年龄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说话完全可信。陪审团没有理睬一切凭空的事故分析,依据克洛维斯的证词进行了裁决。那家保险公司赔偿了230万美元。”

“我们继续来往。我为他立了遗嘱。他的财产不多,仅有房子、6英亩地和7000美元存款。他希望在他死后,将变卖一切家产的钱捐献给联邦女儿会。遗嘱里没有提到任何亲属的名字。加州的孙子已离开他20年。哈蒂斯堡的孙女自中学毕业后再也没和他联系过。那时他收到过她一封邀请信,但他既没有去也没有守礼物。他几乎不提及两个孙辈。不过我知道,他渴望同自己的亲人有某种联系。”

“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进了威金斯的一个养老院。我卖掉了他的房子和农场,处理了他的一切财产问题。那时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给他寄贺卡和礼物。每逢我去哈蒂斯堡或杰克逊,总要设法去看他。每月至少有一次我带他去餐馆吃炸站鱼,然后在公路上兜凤。几杯啤酒一下肚,他就开始讲述从前的故事。一天,我带他去钓鱼。我们两人在船上呆了八个小时。我从没那样开心过。”

“1991年11月他患了肺炎,差点死去。这吓坏了他。我们一道修改了他的遗嘱。他要将一部分钱捐给当地教会,其余的给联邦女儿会。他选好了墓地,制定了安葬再直、我建议他加上一条,声明如患不治之症,可任其良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办法延续生命。他表示赞同,并坚持指定我为执行人,当然事先得和他的医生商量。克洛维斯仇恨养老院,仇恨孤独,仇恨生活。他说自己的心灵与上帝同在,乐意死去。

“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复发,而且日益严重。我将他转到比洛克西的医院,以便照顾他。我每天去医院,是他的唯一探视人。他没有其他的朋友,没有亲属,没有牧师,只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显然没有生还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医生给他装了呼吸器。大约过了一星期,医生说他的大脑已经死亡了。于是我和三个医生一块儿读了他遗嘱的有关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桑迪问。

“1992年2月6日。”

桑迪嘘了口气,紧闭眼睛。慢慢地摇头。

炸弹,帕里什就觉得非给我定什么罪不可。要不然,就放过了我。”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很简单。我们卸除帕里什的压力,让他挽回面子。你去找克洛维斯的孙子和孙女,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答应给他一些钱。他们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当然有权合我毁尸罪。而且他们肯定也想这样做。不过他们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为老头生前没有得到他们的照顾。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做好他们想控告的准备。我们打消他们的想法。我们私下同他们商量。他们为了钱会同意迫使帕里什不提出起诉。”

“你真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

“谢谢。我看这计划没有理由不成功。”

“帕里什也许会不顾死者亲属的要求坚持对你起诉。”

“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无法将我定罪。充其量他只能将我送上审判台,然后输掉官司。对他来说,比较牢靠的做法是找退路,以死者亲属的要求为借口,避免尴尬地输掉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

“过去的四年里,你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

“是的,此事一直在我脑中打转。”

桑迪一边沿着床铺下首踱步,一边深思。他竭力开动头脑里的机器,跟上他的委托人的思路。“这样帕里什太亏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依然在踱步。

“我只管自己是否有利,而不管帕里什亏不亏。”

帕特里克说。

“我不仅仅是指帕里什,而是指整个法律制度,帕特里克。如果你能安全脱身,实际上是花钱买自由。除了你,大家都会为神圣的法律遭亵读感到不快。”

“也许我只能管自己。”

“我也是管自己。不过你不能使法律制度蒙受耻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衰落。”

“谁让帕里什急急忙忙抛出一级谋杀的指控?他本来可以等一两个星期。没人叫他向新闻界宣布。我对他没有任何同情。”

“我对他也没有同情。不过这样很难做工作,帕特里克。”

“那么我减低一点难度。我将承认自己毁厂有罪,但不坐牢。一天牢也不坐。我只是接受审判,承认有罪,交付罚款,让帕里什获得已将我定罪的声誉,但实际上我脱了身。”

“你将是已被定罪的犯人,要受到管制。”

“不,我是自由的。在巴西,谁会在乎一个有点小过失的人?”

“克洛维斯不希望举行葬礼。因为他知道,没人会来。我们将他葬在威金斯郊外的一个公墓里。我到了常教堂里的三个老寡妇也到了常她们哭泣着为他送别。在过去的50年里,对于每一位在威金斯安葬的死者,她们都要如此哭送一番。牧师也到了常他拖了五个老年执事做抬棺人。加上其他两位乡邻,总共有12个人。在短暂的仪式之后,克洛维斯长眠于地下。”

“他的棺材很轻,是吗?”桑迪问。

“是的。”

“克洛维斯在哪里?”

“他的灵魂在和圣徒同乐。”

“我是问他的尸体在哪里。”

“在我的小屋的冰柜里。”

“你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

“我没杀任何人,桑迪。克洛维斯的尸体焚烧时,他正和天使一道唱赞美诗呢。我想他不会介意的。”

“你干什么事都有藉口,是不是,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坐在床沿,双脚悬离地面。他没有吭声。

桑迪走了几步,然后倚着墙壁。刚才他获知自己的朋友没有杀人只是稍感宽慰,因为焚烧死尸差不多是同样令人反感的行为。

“你接着往下说吧。”桑迪说,“我相信你一切都作了详细安排。”

“是的,因为我有充裕的思考时间。”

“说吧。”

“密西西比州刑法里有不得盗墓的规定,但这条并不适合我,因为我没有挖开克洛维斯的坟墓,而是将他的尸体从棺材里偷了出来。该州刑法还规定,不得毁尸碎尸。这是帕里什可以纠住我不放的唯一理由。毁尸碎尸属于重罪,可判处一年以下的监禁。假如他们只能以此定罪,帕里什会竭力争取判我监禁一年。”

“他不可能让你一走了之。”

“是的,他不可能放过我。但还有个能不能办到的问题。他并不知道我偷了克洛维斯的尸体,除非我告诉他。不过我必须告诉他,以便他放弃谋杀罪的指控。要知道,告诉他是一回事,在法庭作证是另一回事。他不可能告我毁尸,又让我在法庭作证。他将被迫告我犯有什么罪,因为正如你说,他不可能让我一走了之。尽管他要告我,却不能将我定罪。因为我是唯一的证人,他无法证明被焚烧的是克洛维斯的尸体。”

“帕里什遭受的压力很重。”

“是的,联邦指控已经撤销了。我们一扔下这颗桑迪停止踱步,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这么说你要回巴西?”

“那是我的家,桑迪。”

“那姑娘呢?”

“我们共同生活,繁衍后代。”

“你还剩多少钱?”

“几百万。我需要离开这里,桑迪。我需要过另一种生活。”

一位护士闯了进来,啪地扭亮了电灯。“11点钟了,帕蒂。探视时间已过。”她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吗,亲爱的?”

“我很好。”

“需要什么?”

“不需要,谢谢。”

她如同来的时候那样走了。桑迪拿起自己的公文包。“帕蒂?”他说。

帕特里克耸耸肩。

“亲爱的?”

他又耸耸肩。

桑迪走到门边,又想起一件事。“还有个小问题。

你把汽车开到沟里去的时候,克洛维斯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像往常一样,我用安全带把他拴在旁边的乘客座位上。我在他的两腿之间放了一瓶啤酒,衷心为他祝福。他的脸上挂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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