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无》

第一部分

作者:长篇小说

“蕾娜特·歌得斯密德,17岁,中学生,身高1.68米,身材苗条,长

长的金发,褐色眼睛,椭圆形脸,特征:无。服饰:灰色旅行服、白衬衣、

黑鞋子,黑皮包。最后一次被人见到:今年8月17日在维也纳施维更特机场

登上10点30分飞往爱丁堡的班机前。该机12点45分到达伦敦希恩罗机场。”

这是打在电传机带子上的一条消息。通知对象是国际警察组织和伦敦警察厅。

几个月来,绑架事件频频发生。有的是为了敲诈钱,用来充实自己的腰包,或用于什么政治目的;有的则是为了逼政府向非法的军事组织提供武器,他们大言不惭地宣称:要把这不完美的世界改造完善,要用冲锋枪扫出一个新世界来。不管这些暴徒、这些组织的头头把他们行动的目的描绘得多么美好,而绑架总是犯罪行为。

地方警察对蕾娜特失踪的原因一无所知。接到失踪报告后,他们把寻人启事发给了通讯社。有几家日报在地方栏内对此作了报导,最多的达15行。这是因为当时正值仲夏,欧洲大多数政府在休假,所以报纸上有时也报导一些琐事。电视新闻节目在报导了中东、爱尔兰和美国的消息后,也播放了蕾娜特的一张照片,女播音员用她柔美的嗓音把上面那段关于蕾娜特的话念了一遍,尽管这几句话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

这一切是由一个电话引起的。打电话的是爱丁堡的芬奇先生。按事先约定,蕾娜特应于17日到达那里,可是芬奇先生等了一天,仍不见蕾娜特的踪影。他深感不安,终于抓起了电话……

这个电话打得既费时又费钱,因为芬奇先生的德语不怎么样,而歌得斯密德先生的英语也很蹩脚。

8月18日傍晚,当史雷恩路17号歌得斯密德家的电话铃声响起来时,歌得斯密德夫妇的心情很好,他们正在商量怎么度过下周的假期。歌得斯密德先生拿起了话筒。

“我是歌得斯密德。”他语调亲切。

“我是芬奇。”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用的是德语。

“哦,芬奇先生,一切顺利吗?”歌得斯密德也学着用英语讲话。

英语:“蕾娜特在哪里?她什么时候来?”

德语:“我不明白。”

“蕾娜特什么时候来?”芬奇只得用德语重复一遍。

对话暂停。歌得斯密德听见电话计时钟嘀嗒嘀嗒的声音,他的心跳加剧了。他清了清嗓子。

“怎么了?她不在您那里?蕾娜特坐的飞机是昨天上午10点30分起飞的。”歌得斯密德担忧地回答。

“我们到机场去了三次。蕾娜特没来。”芬奇德语中夹着英语单词。

没来,没来,歌得斯密德在放电话机的小桌旁坐了下来。

“可是这太怪了,这不可能,我们送她去的机场。她会在。伦敦坐错飞机吗?”

“我想不会,这事实上不太可能。”

“我们怎么办呢?芬奇先生。”

“您就像我一样,赶快报警。”

“报警?”歌得斯密德惊恐地叫喊起来,他看了看老伴,她正害怕地注视着他,蹑手蹑脚,屏息静气地走过来。

“对任何情况都要有准备,歌得斯密德先生,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回答,反问,回答,就这么翻来覆去了一会儿,歌得斯密德越来越慌乱,越听越糊涂,拿着话筒的手在颤抖,脸和脖子都潮湿了。

“我这就去警察局,”他垂头丧气地轻声说,“我会打电话把情况告诉您的。”

“好的。我很抱歉。再见!”

“谢谢您,芬奇先生——可是,如果您探知她的下落,请及时通知我。”

“那还用说,您不必担心。”

挂上电话,歌得斯密德先生就到警察局报告去了。警察详细询问了蕾娜特此行的目的,有没有自杀的迹象,有没有参加背景朦胧的团体、极左组织、法西斯联盟等等。对这一切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了解他疼爱的蕾娜特,她是个好学生,用功、刻苦,所以父母允许她今年到英国去,边当保姆边进修英语。她英语很好,好极了,全班第一。

歌得斯密德先生没精打采地回到史雷思路他的家里,走进厨房,在老伴身旁坐了下来。他的老伴正含着眼泪冲洗餐具,然后机械地把盘子收起来。

“我们怎么办?”歌得斯密德先生问。

歌得斯密德夫人摇摇头,用满是肥皂沫的手捂住了脸。

“我们省吃俭用,为了让她这次能够旅行。”他继续说,“结果呢?哦,上帝!我们该怎么办?”

“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就是我们的罪过。”她说。

“不会的。哪会出什么事啊。瞧着吧,这不过是一场误会。一切将烟消云散。”他明白他不能垂头丧气,在她面前沉不住气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既然这是误会,那你为什么上警察局去?”

“芬奇先生说;还是保险一点好,各种可能性都要试试,也许这样会更快地在一个青年旅合或者旅馆里找到她。或许她跟芬奇先生当面错过后,暂时住在哪里。”他在撒谎。

“我不相信!”她说。

“那么又会怎样呢?”他喊起来,跑进了起居室。

他抬头看着墙上的钟,钟上的秒针,时间在滴嘀嗒嗒中过去,他却一筹莫展。他刚才强装的镇静消失了,心中突然充满恐惧。房子里显得又静又空,每次蕾娜特不在家都是这样。可是这次的寂静与以往不同,它来自他的内心,使他额头发潮。他必须迫使自己在老伴面前不流露那紧紧攫着他的惊恐。

为了找点事干,他给旅馆打了个电话,退掉了他们老夫妇俩预订的带淋浴和早晚两餐的双人房间,他们不能到那安静而又阳光充沛的地方去度假了。他很清楚,在几个小时以至几天内,他必须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回答问题,协助找人。但他不知道他能给予什么协助。

歌得斯密德夫人把晚饭端到了桌上。由于天气又问又热,他们吃的是牛肉色拉冷盘加土豆,还有牛油和酸奶。

他们坐在餐桌前,谁都没有胃口,把盘子推过去,转过来,毫无兴趣地用刀叉捅着戳着,谁也不敢看觑对方的眼睛。

当门铃响起来时,两个人都跳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又高兴又惊慌。也许是什么人带来了蕾娜特的消息,有关她活着的消息。

来人是个警官。他还想问一些问题,想知道其他一些细节;箱子里装着什么,小手提包里有什么东西,歌得斯密德夫人是否还记得蕾娜特带着什么内衣,等等。这个警官说,这些东西经常对找人有用。他们把警官领进屋里饭桌旁。

他们把所有的盘子都推到警官面前,硬要他吃一点,喝一点。假如他能吃能喝,就是个好迹象,蕾娜特的处境就不会太坏,要不然一个在警察局工作的人哪能心安理得地又是吃又是喝呢?警官无拘束的吃喝,使他们有了信心,话也多起来了,他们说着蕾娜特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管有用没用。他们高兴地看到警官在做笔记,把他们说的事记了下来,完了他又要了一张蕾娜特的照片。他在他们家整整呆了一个钟头。可是他一走,一切又都恢复了原状。

他们沉默着,下意识地做着种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不做:睡觉。他们害怕,害怕做梦,害怕自己失去了控制的想象力。

他们看了电视里的晚间新闻,没有与他们有关的消息,可是屏幕上展现在他们跟前的世界各地发生的种种不愉快的事,对他们的触动要比以往强烈。

歌得斯密德夫人把床铺好,把睡衣放好,这也是一种故作镇静的行动,放牙刷也是如此,慢慢的,一切动作都慢极了,然后是睡前的吻,把枕头放好,他俩心里都清楚,可都不吭声,心里却使劲琢磨会发生的事的几种可能性,弄得额头都痛了,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睁大了眼睛躺在黑暗的屋里,期待着,凝视着屋顶,热泪盈眶,但是谁也不抽噎,怕影响身边另一个人的情绪。他们都装出有点信心的样子,尽管无法具体描述,表达,但毕竟不是没有。比如那个警官和蔼可亲,没有带来任何悲剧性的迹象,他的举止说明了这一点。他不把形势看得太严重,当然也没有完全排除危险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他怎么会呆一个钟头才走呢?

他们毫无睡意地躺在小房子里。这座房子有三间正房、一个厨房和一些小房间,这是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攒钱盖起来的,为的是有朝一日能留给他们的蕾娜特。他们的蕾娜特在哪里呢?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是谁把她从她父母的生活中夺走的?他们在电视里、报纸上、广播里听到过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但是没有真正重视过,是谁把这道该死的门在他们的眼前推开的?这些人脑袋上难道没长眼睛4当电视屏幕上出现非洲挨饿的人群、越南被射死的小残废、世界各个战场上的死亡者时,他们的心在暗暗地颤抖……

他们躺在床上,脑袋都快裂了。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什么事没有及时去做?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正直的人,勤劳、谨慎;他们的生活是在安分守己的轨道上前进的。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对他们太不公正了。他们没有想到,同样的不公正,更大的不公正每天降临在成千上万人的头上。

从维也纳起飞的一架卡拉维尔和从尼札起飞的一架波音727,起飞时间只相差几分钟,目的地都是伦敦希思罗机场。天气很好。卡拉维尔座无虚席。劳累了一年的人们离开这座炎热的城市去休憩,商人们越过海峡去争取新的合同,大学生们去度暑假,借此机会寻求接触、友谊和夏季的职业,要不然(如果他们有钱的话)就是去探险寻奇。这是为期两个月的民族迁徙时期,学语言的学生集体包机旅行时期,还有交换服务的姑娘们。在大陆和不列颠岛之间,飞机成天满载着这些人飞来飞去;这段时间里,乘客中女性占多数。根据统计数字,其中一大半是17岁到24岁的女大学生。

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坐在窗前,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有点慌,僵直地靠在椅背上,还担心地想着她的箱子会不会安全到达爱丁堡。她想着玛丽·芬奇和查理·芬奇,她只见过他们的照片。这同样使她不安。靠一张照片去辨认不认识的人可不那么容易。近在咫尺的引擎噪声,机体的震颤和喷气的呼啸声使她感到不舒服,可是其他乘客泰然的样子又叫她安下心来。她试着辨认站在看台上的父母,但那里有那么多五彩缤纷的小点,太乱了。她觉得座位太挤了,她的手提行李挡住了她的腿,膝盖上放着雨衣也够累赘的。一位态度和善的空中小姐帮她把雨衣放在行李架上,递给她一块糖,还向她点点头以示慰藉。字幕上的灯光亮了;请勿抽烟!系好安全带!蕾娜特照邻座的样子做。扣安全带扣子的金属声响起在这整个又细又长的房间里。飞机传动装置鼓足劲嚎叫起来,制动闸放开了,卡拉维尔飞机向跑道驰去。蕾娜特感到自已被椅背给吸住了,她闭上眼睛,心脏剧烈跳动,当她感到被抛上了天空时,手指紧紧掐住座椅的扶手。

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发生,慢慢地,她睁开眼睛,迟疑地向窗外茫茫的瓦蓝色天空看去。她看见一道倾斜的地平线,在卡拉维尔向左拐了个大曲线后,“地平线变成水平的了。她壮起胆子往深处看,她吃惊了。群山成了小丘,宽阔的公路成了细线,大片的农田和野地成了棋盘。这真是奇迹;她居然飞上了天空。

从尼札起飞的波音727在3.3万英尺的高空甩出一条凝结尾迹。舱外温度是摄氏45度。二等舱里坐满了人;头等舱里空着四个座位。其中一个位置是以罗莲·德·弗雷斯卡的名字订下的,可是机场服务处在广播中叫了三遍也不见这位年轻女士出现在入口处。

服务处工作人员关上了门。他问身边的机场小姐:“你知道弗雷斯卡一家吗?”

“不知道。”

“连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可是知名人士啊。”

“是政治家吗?”

“也可以算。但更重要的是,那老头儿是经济界的大家伙,只要他高兴,就可以让货币坚挺或者疲软。”

“你怎么会知道这家人的?”

“前天我在电视里看见了他们全家。那是为他家女儿举办的生日酒会。这些上层人物全被金子和宝石的光泽给裹住了,弗雷斯卡夫人戴着一顶像古代希巴王国皇后戴的那种头饰,在强烈的灯光下一闪一闪的,亲爱的,就这么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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