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与千万》

一 变态的福尔摩斯

作者:长篇小说

春天的潮湿使我的医务加倍繁忙,到四月为止,我已有几个月没接到福尔摩斯的片言只字了。4月24日晚,我正在清扫诊室,我的朋友福尔摩斯走了进来。

见到他,我十分吃惊,因为他那副模样。那张本来就消瘦、苍白的脸变得更加消瘦、苍白,皮肤呈现病态的惨白,目光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眼睛不安地转动,毫无目标地四处张望。

“我把百叶窗关上可以吧?”他刚进来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侧身靠墙,急步上去把百叶窗猛地掩上,牢牢销好。借着灯光,我看到一颗颗汗珠顺着他的面颊滴下来。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

“汽枪。”我从未见过他这么惊慌失惜。

我替他把香烟点燃。他显然看出了我的惊讶。

他满意地吸了口烟,把头一扬:“我亲爱的朋友,我得向你作一番解释,你一定觉得这一切极不寻常吧。”

我点点头,建议到起居室暖暖身子,分享一瓶白兰地。

进了起居室,我把火捅旺,把酒具准备好,等着他满足我的好奇心。

“你听说过莫里亚蒂教授这个人吗?”他咂了口酒。

其实这个名字我听到过,但我没照实说:“从没听说过。”

“嘿,世上真有天才和奇迹啊!”他起劲地说,但身子一动不动。“这个人的势力遍及整个伦敦,甚至整个西方!——却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然后他便滔滔不绝地谈起这位“教授”的邪恶天才、无情的报复行动,我越听越感到惊异。他忘记了汽枪的威胁,站起身激动地走来走去。他告诉我,莫里亚蒂出身良家,受过极好的教育,有非凡的数学天赋。他二十一岁写过一篇有关二项式定理的论文,曾在欧洲轰动一时。但这个人秉承了祖上极为凶恶的本性,于是为时不久他的种种丑行便在大学区不胫而走。最后他不得不辞去教职,来到伦敦,在军队中当了一名数学教员。“那不过是块招牌。”福尔摩斯把双手放在我的椅背上,凑近我的脸说道。

“这些年来,华生,我总是感到在那些犯罪分子背后有一股势力,一股根深蒂固、组织周密的势力,疵护着作恶者,使他们免受法律的制裁。我抓住线索,顺藤摸爪,经过千百次迂回曲折,最后终于发现了那位数学名流、退职教授莫里亚蒂。他是犯罪界的拿破仑,华生!伦敦城中的犯罪活动有一半是他策划的,其中被侦破的寥寥无几。他是一个奇才,哲学家,是深邃的思想家。他象一只蜘蛛蛰伏于蛛网的中心,一动不动,但他对千丝万缕的蛛网上每一丝的微小震颤都了如指掌。”

这番奇谈怪论使我惊诧,不过我尽力装作若无其事。这番慷慨陈词没有通常的结束语:从激烈庄严的演说逐渐变成含糊不清的唠叨,最后变成喃喃自语,这时,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出来,我想起上回福尔摩斯谈到莫里亚蒂时,他刚好注射过可卡因。我悄悄走到他身边,轻轻掀开他的眼皮,检查瞳孔,然后摸摸他的脉搏。他的脉搏微弱,时快时慢。我想脱掉他的外衣,看看臂上有没有最近注射的痕迹,但那样可能会把他惊醒。

我回到坐椅上沉思起来。我知道过去福尔摩斯常赴可卡固“狂欢会”,一个多月去一次,平时每天注射三次,浓度为百分之七。我曾劝他戒掉这个自我毁灭的恶习。在某些时候我的劝告确实取得了成功,但对他还是不如一件引人入胜的新案子到手时那样有效。福尔摩斯所渴望的是工作,是解决最棘手、最复杂的疑团,那时他再无需求助于任何人为的刺激了。但真正棘手的案子是很少见的。难怪福尔摩斯总是抱怨富于独创精神的罪犯太少。会不会因为久久捞不到有趣的案件,福尔摩斯再度变成可卡因的俘虏。

我边想边站起来,在壁炉边磕掉烟斗里的烟灰,然后把一条毛毯盖在我朋友的身上,把灯火捻小。在黑暗中我自己也打起盹来。福尔摩斯把我唤醒,我一时迷迷糊糊,竟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吸点烟,喝点酒吧,华生?”他打个呵欠对我说。

我同意,然后便试探地问起莫里亚蒂教授的事。

福尔摩斯迷惑不解地望着我,“谁?”

我想让他明白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人。

“胡说八道,”他气愤地答道,“如果你还记起别的什么,那我只好认为你的白兰地度数高了些。”

我向他表示歉意,他盯住我看了一会儿,点点头,指指桌上的白兰地,便走了。

我忧虑重重地把门锁上,头脑一片混乱,就象一个从恶梦中醒来的人弄不清是否仍在梦中。

需要实际一些的证明,我端着一盏灯悄悄下楼,走进诊室,检查百叶窗。当然它们是关着的,而且上了插销。是谁关的?是福尔摩斯还是我?他来过吗?

这个念头更加荒唐,我咒骂着自己。

当然,他来过。

福尔摩斯和我用过的酒杯仍旧放在那儿。

我立刻叫了一辆马车,奔向贝克街。

不一会儿我便来到熟悉的221号b,我们的房东赫德森太太看到是我,高兴得不得了。

“噢,你可来啦!”她没寒暄,便惊喜地叫起来,把我拉进门。

“怎么——?”我刚开口,她便把手指放在chún上,担心地向楼上望望,但是福尔摩斯的耳朵特别灵,我们的声音已经被他听到了。

“赫德森太太,那位先生是不是莫里亚蒂教授,”尖锐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

“您瞧,华生大夫,”女房东忧郁地小声对我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愿吃饭,成天关着百叶窗——半夜偷偷溜出去,那时我早已锁了门,女佣人也睡下了——”

“我上去看看他,”我说着走上旧楼梯,一个多么高尚的心灵在这里崩溃瓦解了!

“谁?”当我敲门之后福尔摩斯在里面问道:“莫里亚蒂,是你吗?”

“我是华生,”我答道,他终于把门打开一道缝,向我窥视着。

“别忙。”他用脚顶住门。“你也许是化装的。你证明你是华生。”

“怎么证明呢?”我伤心地说。

他想了想,突然问:“我把烟叶存放在哪儿?”

“放在那只波斯拖鞋的鞋头里。”这个回答极其准确。

“那么我收到的信件呢?”

“用大折刀钉在壁炉的面饰上。”

“对不起,华生,”他恢复了往常的微笑,“我不能不防一手,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教授那伙人?”

“正是。”

他把我带进房间,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是玻璃窗和百叶窗都关上,上了插销,而且百叶窗似乎换过了,它们是崭新的,好象是铁制的。

福尔摩斯坐在壁炉边的椅子上,把茶杯递给我。他身穿浴衣(鼠灰色那件),伸过手来的时候胳膊躶露着。

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针眼,简直象个战场。

一小时后我离开贝克街——出来时他仍象进去时那样戒备森严。

不料福尔摩斯的精神崩溃给我的打击尚未过去,又碰到另一件令人不快的意外,我刚进门,女仆便说有位先生等着见我。

她不安地说:“但那位先生一定要见你本人。我不愿得罪他,就让他进来在门诊室等候。”

这实在太过分了,我越想越恼火,正要责备她,只见她怯生生端上一个托盘。

“这是他的名片,先生。”

我将有字的一面翻过来,一阵寒战,全身的血液都快冻成了冰,名片上写着“莫里亚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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