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区柯克》

老好人

作者:希区柯克

富兰克林大道旁的一家小珠宝店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我们迅速赶到现场。

那一带的店铺都很小,几乎全是由一人或两人经营的。珠宝店一边是当铺,另一边是理发店。

珠宝店玻璃窗上的金字写道:“珠宝商:鲍伯和贝尔特。”

店里柜台后面的地上躺着一个人。他身材瘦长,留着长长的八字胡,像旧式闹剧中的恶棍,我猜他的年纪是四十多岁。

他僵直地向左侧躺着,双膝向上蜷着,右手捂住胸口,手臂下有一道血在流,这表明那里有洞。血流得不多,我推测他几乎是立刻死亡。

一个年约六十岁的小老头,带着满脸震惊麻木的表情站在柜台旁。守候在这里的警察说他是见证人。

我看看那小老头,他身高约五英尺六英寸,一头稀薄的头发,戴一副钢边眼镜,表情如同一只吓坏的兔子。

我和颜悦色地说:“我是凶杀组的保罗警官,你是鲍伯?”

“是的.先生。”他发着抖说,“我是店东之一。”

“他呢?”我问,同时向后面点头示意。

“他就是贝尔特。这真可怕,我们合伙十年了。”

我说:“鲍伯先生,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这里吗?”

鲍伯惊魂未定地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早晨大约九点钟,店铺刚刚开门。鲍伯结好账要去银行,一个持枪歹徒冲进来,抢走了鲍伯手中的钱袋,又把现金柜里的钱也搜刮走了。

这时,贝尔特正好从后面走进来,紧张万分的歹徒向他开枪射击,打死了他。

我问:“这个莽撞的家伙长什么样儿?”

“他大约四十岁,瘦高个子,我猜大约有六英尺高,一百七十五磅重。左路角有一道又细又白的疤痕,一直延伸到左耳垂,这里有一个大大的、长毛的痣。”他摸摸右面颊说,“他的皮肤黑黑的,像吉普赛人,黑头发,有点儿油光光的,鼻子很大,不管在哪里,只要再见到,我就能认出来。”

“有这可能。”我对他描述得那么仔细颇感惊讶,见证人很少有这样观察入微的。

我问;“他穿什么衣服?”

“茶色长裤,茶色皮夹克,茶色毡帽,前面帽沿压得低低的,后面往上翘。哦,是的,在他持枪那只手的手背……”他停顿一会儿思考着,然后用一种很惊讶的口气说:“他的左手纹有一条蓝色的蛇盘绕着一颗红心。”

“你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我说,然后对另一个警察说:“最好把凶手的特征通过电台广播出去,这家伙应当比较好认。”

我开始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了。通常,你会发现案子无从着手,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位鲍伯对歹徒的详细描述,应当好办一些。

我问鲍伯,是否注意到歹徒用的枪?他说那是一把蓝钢的左轮手枪,但是他判断不出口径,因为他对枪不熟悉。

我问警察,在我来之前,他有没有在附近的商人或店员中查问。

“西边的理发店和另一边的当铺都听到了枪声。”那警察说,“他们以为是街上的汽车打火,没有注意。”

我来到隔壁当铺。

当铺主人名叫罗伯逊。他也说只听到汽车打火的声音,那是几点过一分的时候。他解释说,他那位替他工作的二十岁侄子没来上班,老人不停地看钟,看他迟到多长时间。

“枪声响后,你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我问。

老人摇摇头说:“我没有朝外看。”

好像问不出什么来了,我道谢以后朝门外走。

“可怜的鲍伯怎么样啦?”他在我背后问。

我停住脚转身说:“他有点地震惊。”

罗伯逊叹口气说:“他是一个老好人,总是乐于助人,问问这一带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不是。”

“那么贝尔特呢?”我问。

“贝尔特先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不喜欢讲死人坏话。但是,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报复心极重,谁和他有点儿什么瓜葛,他事后一定忘不了。”

我做个鬼脸说:“世上什么人都有。”

“我想鲍伯也不喜欢他,假如他们不是亲戚关系的话,恐怕也不会合伙这么久。”他实实在在地补充说。

我惊讶地问:“他们是亲戚?”

“是啊,贝尔特和鲍伯的妹妹是夫妻。她比鲍伯小二十一岁,她还是婴儿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去世了,是他把她抚养大。他自己一直没有结婚,所以,宝娜和她的两个孩子是他惟一的亲人。”

我又问了理发店老板,他也认为听见的响声是汽车打火的声音。当时他正在给人理发,没有注意时间,但肯定是九点以后,因为他刚开门营业,正在接待第一个上门的顾客。

他还说,枪响后并没有注意到有人经过,因为他一直集中精神在理发。

回到珠宝店,我问鲍伯失窃款的数目。他把账本副本拿给我看。整个被劫走的数目是:现金七百四十元,支票两百三十三元。珠宝商说,这是整个星期的收入。

我问鲍伯,打没打电话通知他妹妹。

他神色惊讶地说:“我……我想都没有想过。”

我说:“用电话通知这种消息并不是好办法,但总得有人告诉她,假如你愿意的话,我来替你办,反正我要去看她。”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她住在城南,但最近住在北边第二十街我的公寓里,这事对她会是个很大的打击,警官,因为她和贝尔特吵了架。这时听到这种消息,你要原谅自己都很难。”

北二十街的公寓是一幢整洁的现代式砖造建筑,我按响门铃后,一位纤细美丽、年约四十岁的褐发女人开了门。

我摘下帽子说:“你是贝尔特太太吗?”

“是的。”

我亮亮警徽说:“我是警察局的保罗,夫人,我可以进来吗?”

她有些不解地说:“警察局?”然后退了一步,“当然,请进。”

我进入布置舒适的房间,她在我身后关上门。

房间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英俊的中年男人,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两岁女孩。

贝尔特太太介绍说,男人是她的一个朋友,女孩是她的女儿。

然后她问:“警官,有何贵干?”

“贝尔特太太,恐怕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说。

贝尔特太太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她说:“是不是我哥哥出了什么事儿?”

“不。”我回答,“是你丈夫。”

她的脸色恢复了红润,给我一个印象,好像她如释重负似的。

“哦,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反应好像并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出不必绕圈子说出这个噩耗,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说:

“今早珠宝店遭到抢劫,你哥哥没事,但歹徒杀死了你丈夫。”

她眨眨眼睛,但脸色没有变,只说:“哦!”便沉默不语。

那男人说:“这下解决了你的难题。”

贝尔特太太责怪地说:“你怎么这么说。”

“你难道希望我痛哭不成?”他说,同时看看我,“对不起,警官,贝尔将并不是我的朋友,他在离婚起诉书中把我列为通姦的共同被告。”

我离开他们家时,已是中午,吃了午饭,我到法院去看贝尔特夫妇的离婚案子。

档案里有贝尔特的起诉书,但没有贝尔特太太的答辩书。他们之间的不合,不只是鲍伯所提的“吵架”,贝尔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极具报复性。

他的起诉书附有他太太和她的男友在旅馆约会的照片。离婚理由是妻子与人私通,不给赡养费,同时请求将女儿给父亲监护。他请求不许孩子的母亲有看孩子的权利,理由是母亲不道德。

我离开法院后,坐在汽车里沉思了很久。

鲍伯惊人的观察力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也许他对歹徒的详细描述根本不是观察出来的,而是幻想出来的。

我开车回富兰克林大道,珠宝店的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

我走进隔壁的当铺,问老板:“你知不知道隔壁他们是不是有枪?”

他有点儿吃惊,然后想了想说:“嗯,是的,好久以前,他们一开业,贝尔特先生就在我这儿买了一支枪,说是放在店里以防抢劫,是的,我确信是贝尔特先生买的,而不是鲍伯买的。”

“你的记录还留着吗?”我问。

“当然。”他说,“我们一年还卖不到一打枪。”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本账本,一页页翻着,用食指指着每一行名字,最后终于停住。

“这里,”他说,“十年前的九月十日,贝尔特,伊金街一七二六号,点三八口径,柯特牌左轮,制造号码二三一八四o。”

我抄下这个资料。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老板好奇地问。

我回答得很含糊:“只是例行公事。”

业余凶手通常不懂得处理凶器。为了防备万一,我安排人去珠宝店后面细查各个垃圾筒。他们没有发现什么。

在没有获得贝尔特死于什么口径的子弹之前,我无事可干。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化验室的检验结果,死者身上的子弹是点三八口径的铅弹。

我还收到一个有拉线的皮袋,袋里附着邮局的信。信上说,这是从距珠宝店两条街远的邮筒里拿出来的。袋子里面装有存款的原条——副本在我手里——两百三十三元的支票,还有现金。

我和组长到地方法院去了一趟,离开时我口袋里有三张搜查证。

我打电话找到鲍伯,他说他准备股东下葬后再重新营业。

“我要再看看你的店,行吗?”我问他。

“当然,”他说,“现在吗?”

“是的。”

他开了店门领我过去,我开门见山地说:“我要看看你们留在店里的点三八左轮枪。”

鲍伯迷惑地看着我说:“警官,这里没有枪。”

“鲍伯先生,你妹夫在你们开业后就在隔壁买了一把枪,他说是准备店里自卫用的。”

“哦,那把呀!”他用一种豁然开朗的神情说,“好几年前他就拿回家去了。我反对把枪放在店里,枪使我神经紧张。”

我很遗憾地掏出搜查证,他很不喜欢,但又无可奈何,我彻底地查看一番,没有枪。

我来到他的住所。贝尔特太太和女儿已不在那里,鲍伯说他们昨晚回家去了。我也彻底地搜查了公寓,那里也没有枪。

我们又去了他妹妹那里,同样仔细搜查一番,没有任何结果。

贝尔特太太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哥哥没有显出这种好奇心,我相信他心里明白。

我坦率地向他们兄妹解释我的看法。

我说:“鲍伯先生,对这件案子,我有不同的看法。昨天早晨你到店里结了一周的账,只是你没有把现钞放进皮袋里,只放了存款和支票。然后,你开车到两条街以外,往邮筒里丢下皮袋,在你妹夫走上班前回到店里。我认为你根本没有开店门,一直到你开枪打死了他,藏好枪后才开的店门。因为你不愿冒被顾客发现的风险。”

贝尔特太太低声说;“你一定是疯了,我哥哥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是全世界心肠最软的人。”

“对你和你的女儿他是一个心肠最软的人,当他所钟爱的人受到威胁时.他就会变成老虎。贝尔特太太,我看到了你丈夫的离婚起诉书。”

贝尔特太太看看她哥哥.想从他那里得到证实,后者勉强装出微笑。

“你知道我不会做那种事的,”他说,“警官猜测错误。”他挑战地看着我,“警官,枪在哪里?”

这是个难点.我找不到证据。

我把他带到局里审问了半天也问不出名堂。我们让他重复地说他幻想中的歹徒,说了十几遍,没有一个细节不一样。

最后,我们不得不释放他,开车送他回家。

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我打电话给鲍伯说:“鲍伯先生,我向你道歉,我们已经抓到杀你妹夫的人。”

“什么?”

“他还没有招供,不过,我们确信他是我们要逮的人,你能来局里指认吗?”

他回答前沉默了很长时间:“我就来,警官。”

我们让这位矮小的珠宝商仔细辨认玻璃窗后面的五个瘦长身材的人。他们全都穿着茶色长裤和茶色皮夹克。

头一个人有着一头油渍渍的黑发,黑皮肤,鹰钩鼻子,在嘴角到左耳有一道细细的白疤,右面颊有一颗带毛的痣。他站在那里,双手下垂,左手背上纹有图案,是一条蓝色的蛇盘绕着一个红心。

我瞥了一眼鲍伯,他的双眼瞪得溜圆。

我向组长喊道:“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按惯例我们有一套问话,是让证人辨认声音的。通常只是问问姓名、年龄,可是现在组长没有问平常的那套例行问话。

他说:“曼尼,你在哪里工作?”

“福利建筑公司工人。”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几个孩子?”

“五个。”

“他们几岁?”

“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十三岁。”

“你有过前科吗?”

“没有。”

“好,”组长说,“退后,第二个。”

他用同样的话问其他四个人,但是鲍伯没有注意听,他只是端详着第一个人。

嫌疑犯全部带走后,鲍伯和我留在办公室,他坐在一把椅子里,抬头看着我。我站着。

珠宝商舔舔嘴chún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逮捕头一个人,他的确符合歹徒的容貌,不过,我很抱歉,他不是凶手。”

我不带任何表情地摇摇头说:“你在富兰克林街的朋友和你妹妹都说你是个软心肠的人,鲍伯先生,不过,这事儿可不能软。他和你形容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个左撇子。”

“可他不是那个人。”他声音颤抖地说,“那只是一个巧合。”

“是啊,”我说,“是难以相信。但你不要被他的没有前科和五个孩子弄得心软。”

我打量了他一会儿,耸耸肩膀说:“我们反正会使他就范的,鲍伯先生,曼尼不像你,是有影响力的公民,他是个穷困、无知的贫民,而且不是美国公民,只是个墨西哥移民,不认识任何律师,我们处理他不必用文明条例,就像我们对你做的一样。”

“他没有做!”鲍伯几乎大叫,“你不能那样对待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无辜的人!”

他的脸色苍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着说:“我要招供,警官,我要招认谋害我的妹夫。”

我在四楼的洗手间遇到身材瘦高的大卫。他已经摘掉黑色假发和假鼻子,正在洗掉手背上蛇和心的纹身。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没有那种破案后涌上心头的快感。

好几年来,我利用人们的贪婪、恐惧、报复等心理使嫌疑人就范,但是,这是我头一次利用嫌疑人爱护别人的心理破案,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干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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