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阶梯》

调查报告

作者:松本清张

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办公室宽敞明亮,六张办公桌分别摆在

两处,每处对着摆放三张。这是两个组,其中一组靠近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办公室的墙壁。办公桌、椅子和日用器具都是监狱里的犯人制作的。

傍晚,樱田打来电话。

“我刚从青梅检察署回来,想把情况向您回报一下,在哪儿等您呢?”

桑山说出附近一个一般的餐馆名。

两人一边吃着包餐一边交谈。

“我先拜访了所属警察署的侦查科长。现场在山南面的斜坡上,从步道到现场成65度角,坡很陡。”樱田对检察官说,“绳索原以为是麻绳,其实是条细草绳,吊在树枝上,后来断;了。您推测的对,那里接连下了两天雨,加上前后几天的酷热,尸体很快腐烂膨胀,绳索便承受不住了。绳子的断头残留在树上,挂在脖子上的那一头随着尸体滑落掉到一边去了。我还拜访了负责验尸的诸冈医师,他确信那是缢死造成的自杀。可是,由于检察厅现在还来了解这件事,他心中又不太踏实了。”

“你告诉他这不是正式的调查吗?”桑山提醒他。

“我说了。不过,警察署和医生对自己的判断都没有绝对把握,他仍有些不安。办哪个案件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总担心什么地方搞错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地方检察厅的事务官去调查,我虽然声称是为了作参考,但他仍感到惊异。”

即使是解剖过成百上千具横死尸体的老资格法医学者,有时也会在鉴定之后感到心虚,桑山就曾听到一些正直的解剖医生这样说过。

“我本想把现场照片借来,可是后来觉得不是正式调查,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倒是乐意借的。”

“嗯,还是不惜为好。”

桑山考虑到是私人调查,对不俗表示赞同。照片随时都可以借到,听了松田的话心中已经有数。

“关于目击者的情况,他们说因为判定是自杀,便没在附近调查。侦察科长说,今后要有什么情况我们就注意了解。我向他道了谢。”

桑山觉得情况已经明白了。

“侦察科长介绍了波多野伍一郎来确认并领取遗体的情况。伍一郎见到雅子的尸体时,骂了一声:这个混账!表现并不怎么悲伤,好像更多的是顾忌经理的体面。”

在维也纳那桩伪装杀人案中,由于丈夫对妻子的事故故作悲伤之态,警方从其不自然的态度上发现了他的罪行。波多野伍一郎则太自然了。妻子自杀使丈夫失了面子;而妻子死后则可以公然与情妇成婚,他克制着内心的这一喜悦。在这种场合,如果丈夫表现得过于悲伤,反倒弄巧成拙。

“伍一郎对妻子自杀的原因是知道的。他对科长说,出了这样的事,自己和妻子都有责任。他没隐瞒自己有女人,同时隐隐暗示妻子也有相好的男人。”

“对方的名字伍一郎说没说?”

“没说。

“噢。雅子去青梅那天,伍一郎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吗?”

“他出差去大限了,有证据。”

“4月11、12田雅子在不在东京?”

“我调查了,雅子不在东京。不过,是12、13、14日三天。”

听了樱田事务官的回报,桑山冷不丁地问:

“没到福冈去吗?”

“没有,没去福冈,说是在大阪。”

樱田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起福冈。

在从福冈到熊本县玉米市去的列车上他同妻子交谈的那番话,桑山仍记忆犹新。

(哎,今天是几号?)

(是木吉利的13号,4月13日。)

4月12日,佐山道夫到了博多。草香田鹤子于11、12日在博多的剧院举办独唱音乐会,道夫随从演出,担任她的专属美容师。在从羽田起航的飞机里见到过他,那位姓江头的出租汽车司机也提到过他。

雅子12日去大阪,到14日一直不在家。佐山道夫什么时候从博多回京的呢?据司机江头说,独唱音乐会确实是12日晚上结束的。

“波多野雅子一个人去大阪的?”

桑山拿出一支烟。

“听说是一个人,她丈夫伍一郎一直在公司上班。”

樱田不时源瞟摊开在桌子上的笔记本。

“去办什么事?”

“我巧妙地向波多野的女佣人打听过,据说,她外出时说是女校时代的同级生们在大贩聚会,回来后她又说她悠然地游览了京都、奈良。”

“是乘新干线,还是乘飞机?”

“听说是乘飞机,为了赶上两点从羽田机场发出的班机,临走时匆匆忙忙的。”

“谁去送的?”

“没人送。”

既然没人送,她乘上去福冈的班机也没人知道。

“有两点钟发出到大饭的班机吗?”

樱田借来了餐馆的时刻表,翻到后面,只见一页上标明:“日本航空公司班机,两点出发,全日本航空公司班机,两点对分出发。”

“去福冈的呢?”

时刻表上标明,日本航空公司班机,两点10分出发;全日本航空公司班机,两点50分出发。两点10分也可以说成“两点的飞机”。

“称没查阅两个航空公司班机的乘客登记簿吗?不会用化名吧?”

樱田哦了一声。4月12日是雅子在青梅的山林里死去的两个月之前,他的惊讶似乎在反问:雅子两个月前的旅行怎么会同她的死有关啊?

“我有些怀疑。如果难于是他杀,说不定她的旅行内容就同她的死有关。”桑山回答了樱田的表情。

“那么,雅子回到家里是15日?”

“听说是那天中午。”

如果是12日去的,那就是三天之后乘上午的飞机返回的。往山是什么时候从博多回来的呢?

秦山觉得现在该向樱田介绍往山道交了。事务官一边听,一边默默地记笔记。

“我先去向草香田鹤子的经理了解佐山是什么时候回东京的。”听了桑山的介绍,樱田说道。

“嗯,还有佐山在博多住的旅馆,以及在博多的行踪。”

“知道了,那个叫住山道夫的美容师很有本事吗?”

“技艺好像不错.两年前独立开业,在自由之丘开了一家美容院,不久就在美容界崭露头角,杂志上也经常有他的名字。”

“他很能干啊,在女人方面也有两下子吗?”

“男美容师同女顾客的传闻并不稀奇,不过往山同波多野雅子之间却有着特殊的关系。佐山没独立之前,雅子来店里常常指名点他,他独立大概也是她出的钱。”

“往山身为美容院的雇员,可能没有多少钱吧,于是证券公司的经理夫人便成了女出资人。在自由之丘一带开店可不简单呐,那一带地价贵摄了。”

“两年前也不便宜。”

“在小说和电视剧本里经常看到,而在实际生活中,有钱的阔太太给年轻的情夫大笔钱财的例子也不鲜见。她丈夫伍一郎察觉了吧?”

“可能隐约有所察觉。但是,不论老婆子什么值一郎都不放在心上,自己也有情妇嘛。为了堵老婆的嘴,对老婆的风流事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他正巴不得老婆和佐山的关系,能发展到同他离婚的地步呢。”

“所以就默默地眼看着老婆拿出一大笔钱,视而不见,对吗?”

“我认为这一点同伍一郎认领雅子尸体时的态度是密切相关的。伍一郎不仅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所属警察署的自杀定论,甚至还主动说出妻子遗书之类的话,以强调认定的正确性。他说的遗书,谁也没见到过,遗体也很快在当地火化了。虽然当时是夏天,死亡又经过很长时间,当时不得不就地火化,但总使人感到他做得太匆忙了。见到妻子的遗体不仅不悲伤,反而因为丢了自己的面子而表示厌恶。……是啊,离婚有诸多麻烦,身为经理不能不考虑社会影响,毕竟不是年轻夫妻。所以,老婆死是最理想的。”

听着桑山的话,摆田事务官想,这位温和的检察官为什么能够这样深刻透彻地体会出他那残酷的心理呢?

桑山检察官工作一丝不苟,生活循规蹈矩,夫妇间相互信任,从没做过什么出轨的事。检察官这种职业在调查各种犯罪事实过程中,可以从罪犯的自供、证人的陈述上了解到人的各种心理,在这一点上,就像是个接受忏悔的牧师。

牧师和检察官在居高临下“接受”坦白者忏悔上有共同之处,他们绝对没有在平等的地方接受忏悔的意识。对对方的自白,牧师要依据圣经,检察官要依据六法全书。

樱田事务官也有同样的意识。可是,作为检察官的手足实际担任侦察的他,要比检察官更直接、更广泛地接触到现实的对象。他最先听取加害者、被害者、证人的陈述,同警察署的侦察员一样。检察官在其后审阅笔录,同有关人接触。到那个阶段,供述会出现变化,因为供述老会在那期间加以修改。供述者一旦冷静下来,既可以增加供述的正确性,也可以想出一些对策。

侦查初期阶段表现出的人性——惊慌失措的神态,以及激动、憎恶、恐怖等情绪,在检察官调查时就减少或消失了。从侦察员来说,检察官的调查只剩下过滤后的“事实方面”的材料。检察官只能看看侦查初期的笔录,无法知道侦察员所看到的一切。

“听取供述并不是要理解供述语言本身的含意,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是不全面的。平常听汇报,那是要明白汇报者汇报的含意;在这里则不然,而是要注意供述的深处,从供述的深处掌握供述者过去真正经历过的事实,因此,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但是,不论观察力多么敏锐,都不可能有巫婆念咒语那样的神通。不仅如此,供述者还有一定的支配力。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毛利由一《自由心证论》)

在侦查初期阶段,供述往往成为“骗不了人”的记录。

“笔者一向对警察方面作成的文件持有浓厚的兴趣,坚决反对粗粗浏览警察署笔录的作法。

“虽说警察方面的文件在许多场合缺乏证据力,但是在记述案件背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警方的调查却最为详细,因而可以从中得到研究案件的新线索,掌握案件的复杂背景。

“笔者想推荐一个检查文字证据(笔录类)的方法,即一遍又一遍地拿在手上,不厌其烦地阅读,不带任何疑点,不带任何调查目标,只是反复地读,那样,读着读着便会发现问题。“书读百遍意自通”这句格言在这种场合也适用。”(三宅正太郎《论审判》)

原大审院法官三宅对警方调查笔录的熟悉无遗给予高度重视不无道理。从那些详尽的材料中可以了解到对方在调查初期表现出的人性。法官清楚地知道公审记录在中途已几经过滤,那也正是法官的忧心所在。

然而,就是读那些调查笔录也不能了解人的真正心理,因为“事实”都写得像六法全书各条款那样,净是些概念性的东西。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忠告:

“因此,作为撰写调查笔录的参考,建议大家多读些一流名家的小说。小说里生动、真实地描写出主人公和出场人物的行动、对话及其心理,仿佛亲眼所见一样揭示出人在爱憎上的分歧。对主观和客观事物的敏锐的观察以及细腻的描写,只有名家的作品中才有。不过不同的是,小说是创作,而调查笔录是记述事实。

“供述调查笔录是法律上的诉讼文件,因而在撰写上要依据法律,这当然是首要条件,但是,作出供述的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却不一定是法律家。如果把这些并非法律家的人的行动都写得具有法律性,那么写出的客观事实和其现象间真象便大相径庭。”(马屋原成男《怎样撰写供述调查笔录》)

阅读名家的小说能否对了解供述心理起参考作用,樱田事务官还没有切身体会。樱田以前在警视厅侦察一科工作,后来调到东京地方检察厅。因为工作关系,他广泛收集审判方面的书籍,认真攻读。虽然对许多地方感到有道理,但在实际中一直没用上。三宅法官说,只要用书读百遍的方法反复细读案件笔录,就能有所得。但那不过是从过滤后的残渣中接触一些汁液罢了。

不管怎样,生活严谨的桑山检察官能把波多野伍一郎的反道德心理说得那样深刻透彻,使楼田大为惊异。桑山检察官爱读书,可能连名家的小说也读吧。

三天后,樱田打电话给桑山,要报告情况。在检察厅办公楼里会面不太合适。随便调遣地方检察厅的事务官,让人看到了不好,仍按老办法,在附近的点心后会面。

“查清了不少。”樱田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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