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普尔小姐探案》

避难之所

作者:阿嘉莎·克莉丝蒂

牧师的妻子从她家住宅的一角转了过来,臂弯里抱着很多菊花。她的厚底皮鞋上沾满了肥沃的花园里的泥上,还有一些上居然沾在了她的鼻子上,但对于这一点她却一无所知。

她在开大门的时候稍微费了些力气,那扇门已经生锈了,半挂在铰链上。一阵风吹歪了她那顶本已破旧的毡帽。

“真讨厌!”邦奇骂了一句。

哈蒙夫人在很小的时候,由于某种显而易见的原因,被她那乐观的母亲黛安娜赐予教名邦奇。而她也就一直这样被人们称呼着。她紧紧地抱着那些菊花,穿过了大门、教堂的墓地,最后到了教堂门口。

十一月的空气温和而又湿润,云彩在天空中飞快地飘过,留下这一块那一块蓝色的天。教堂里面又暗又冷,因为只有在礼拜的时候才生火取暖。

“啊!”邦奇动情地说着,“我最好尽快把这事干完,我可不想被冻死。”

她用从平常的实践中得来的敏捷很快就找齐了必要的用具:花瓶、水、花夹子。“要是我们有水仙花就好了。”邦奇默默地想,“我已经厌倦了这些瘦弱的菊花。”她用那灵巧的手指把花安置在花夹子里。

这种装饰没有一点儿新奇或艺术感,因为邦奇(哈蒙本人就一点儿也不新奇和艺术,但这装饰却产生一种家的氛围,一种使人愉快的感觉。邦奇非常小心地拿着花瓶,走上甬道,向祭坛一步步走去,随着她的一举一动,太阳慢慢地升了起来。

东面的窗户上装的是简陋的有色玻璃,大部分是蓝色和红色的——这是一位富有的维多利亚时代常来教堂做礼拜的人的礼物。阳光就透过这些玻璃直射进来,一瞬间光芒四射。这种效果令人震惊。“就像珠宝一样。”邦奇这么想着。

突然间,她停住了脚步,两眼直视前方,在圣坛的台阶上有一个缩成一团的黑影。

邦奇小心地放下了花,走上前去弯下腰来。那是一个男人趴在那里,已缩成了一团。邦奇跪在了他的旁边,慢慢地、极其小心地将他翻了过来。她的手指触到了他的脉搏——它是那么的微弱,加上他那苍白的略显绿色的脸,一切都已不言而喻了。“毫无疑问,”邦奇想,“这个男人快要死了。”

他大约四十五岁的样子,穿了一套寒酸的黑色西服。她放下了刚才托起的那只无力的手,又看了看另外一只。这只手蜷成拳状放在他的胸脯上。再近一点儿看,她发现他的手紧握着一大块软软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块手帕。他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口上,在他紧握着的手周围布满了一种已干了的褐色液体溅的污点,邦奇想那大概是干了的血。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紧锁着眉头。

这个男人的眼睛一直是闭着的,但就在这一刻它们突然问睁开了,并且直盯着邦奇的脸。这双眼睛既不给人一种恍惚的感觉,也不使人觉得游移。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地充满活力而又机敏。他的嘴chún动了动,邦奇向前挪了挪以便听清他的话,更确切他说,是他说的一个词。他只说了一个词:“圣堂”。

她觉得在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有一个浅浅的微笑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一点儿也没错,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圣堂。”

然后,伴着一声微弱的长长的叹息声他又闭上了眼睛。

邦奇又一次伸手去摸他的脉搏。它仍在跳动,但更加微弱,问隔的时间更长了。她站了起来,拿定了主意。

“不要动。”她说,“也别想去动,我这就去找帮手。”

这个男人的眼睛又一次睁开了,但他看起来正在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从东面的窗户射进来的彩色的光线上。他用低低的声音说了一些话,但邦奇没有完全听清。非常恐惧地,她感觉那可能是她丈夫的名字。

“朱利安?”她说,“你是来找朱利安的吗?”但是没有回答。

他躺在那儿紧闭着双眼,他的呼吸已变得缓慢而微弱。

邦奇转身迅速离开了教堂。她看了看表,带着几分满足点了点头,格里菲斯医生现在应该仍在诊所里。诊所离教堂只几分钟的路程。她走了进去,既没等候,也没有敲门或是按铃,穿过候诊室直接就进了医生的诊所。

“你必须马上就去,”邦奇说,“教堂里有一个男人快要死了。”

几分钟后,经过一番简要的检查,格里菲斯医生站了起来。

“我们能他从这里移到您家里吗?在那儿我能更好地照顾他——这并不是说他有救。”

“当然可以,”邦奇说,“我一起去并把东西都准备好,我要把哈勃和琼斯叫来吗?来帮你抬他。”

“谢谢。我能从您家里打电话叫一辆救护车来,但是我担心——救护车来时……”他没有把话说完。

邦奇问:“内出血?”

格里菲斯医生点点头,问道:“他到底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我想他一定已经在这儿呆了一整夜了。”邦奇答道,“哈勃在早晨打开教堂的锁去工作,但他并不经常进里面来。”

五分钟以后,格里菲斯医生放下了电话的听筒回到了晨用起居室,那个受了伤的男人就躺在暂时铺在沙发上的一条毯子上。邦奇正在挪动一盆火,在医生检查过以后她要清洗一下。

“对,就是那样,”格里菲斯说,“我已叫了救护车并通知了警察。”他站在那儿,皱着眉头,俯视着那个紧闭着双眼躺着的病人,他的左手在他的身边抽搐着。

“他是被人用枪打的,”格里菲斯说,“从相当近的距离被人射了一枪。他把他的手帕卷成了一个球堵住了伤口,以便止血。”

“在那发生以后他还能走远吗?”邦奇问。

“噢,当然。那很有可能。人们知道一个受了致命伤的人可以自己站起来沿着街道走,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然后在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以后突然倒下。所以他并不一定是在教堂里被人用枪打伤的。噢,对,他可能被人在远一些的地方打伤。当然了,他也有可能自己给了自己一枪,然后丢下枪盲目地向教堂瞒珊而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来教堂而不去牧师家。”

“噢,我知道那是为什么。”邦奇说,“他说了:‘圣堂’。”

医生盯着她:“圣堂?”

“朱利安来了,”邦奇说,一听到她丈夫在大厅里的脚步声,邦奇就转过头去,“朱利安,到这儿来。”

朱利安·哈蒙牧师进了房间。他身上隐约流露出来的学者气质总使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成得多。“我的天哪!”朱利安·哈蒙说道,用一种温柔的、疑惑的目光看着这些外科手术器械和俯卧在沙发上的那个人。

邦奇以她那惯有的简捷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正在教堂里,快要死了,他被人打了一枪。你认识他吗,朱利安?我想他提到了你的名字。”

牧师来到沙发前看了看这个快要死的人。“可怜的家伙,”他摇了摇头说,“不,我不认识他。我几乎能确信我以前从没见过他。”

就在这时,这个垂死的人眼睛又一次睁开了。目光从医生身上移向朱利安·哈蒙,又从他那儿移向他的妻子。目光就停在了那儿,这双眼睛直瞪着邦奇的脸。格里菲斯走上前来。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非常焦急地说。

但是双眼仍紧紧盯着邦奇,这个男人用微弱的声音说道:“请——请——”就在这一刻,随着一个轻微的颤动,他死了。

海斯警佐敌着他的铅笔,把笔记本翻过了一页。

“那么说这就是您所能告诉我的全部情况了,哈蒙夫人?”

“对,就这么多,”邦奇说,“这些是他大衣口袋里的东西。”

在海斯警佐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钱包,一块已经破旧的手表,上面有名字的缩写w.s,还有一张去伦敦的车票的票根。除了这些,再也没有其它的东西了。

“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是吗?”邦奇问。

“一对叫埃克尔斯的夫妇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他是埃克尔斯夫人的兄弟,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他的名字叫桑德勃恩,他已经有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是很好,近来他的健康状况又进一步恶化了。前天他从家里出来就再也没有回去,出来”,他的身上带了一把左轮手枪。”

“那么是他来到这儿井给了自己一枪?”邦奇问,“可这是为什么呢?”

“噢,你知道,他一直感到很压抑……”邦奇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为什么单单选这儿?”

显然海斯警佐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因此他绕了个弯子:“他是乘五点十分的汽车到这儿的。”

“嗯,”邦奇又问了一句,“可是为什么呢?”

“我可不知道,哈蒙夫人,”海斯警佐说,“这可不好说,如果一个人的神经不正常——”邦奇替他说完了这句话:“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给自己一枪,但在我看来乘车到我们这样一个小乡村来了结一生仍有些多余。他在这儿没有任何熟人,不是吗?”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海斯警佐说。他一咳嗽起来就赶紧向邦奇摆手道歉。他站起来,说:“埃克尔斯先生和夫人有可能来拜访您,哈蒙夫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就是那样了。”

“当然不介意,”邦奇说,“那很合情理,我只希望我能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我这就走。”海斯警佐说。

邦奇一边陪着他向前门走去一边说:“如果这不是一桩谋杀案我就谢天谢地了。”

一辆汽车停在了牧师住宅的大门前,海斯警佐盯着它说了一句:“夫人,看起来埃克尔斯夫妇已经来拜访您了。”

邦奇强打起精神去承受她意料中就要到来的一段痛苦的经历。“可是,”她想,“我总能找朱利安来帮我。当人们悲伤的时候,牧师会给予他们极大的帮助。”

尽管邦奇不能确切地描绘出她料想中的埃克尔斯夫妇究竟是什么样子,但当她迎接这对夫妇的时候,仍感到了一丝惊诧。埃克尔斯先生长得胖胖的,面色红润,他天生的性格应该是幽默而又乐观;埃克尔斯太太身上带着一股隐隐的俗丽之气,长着一张又瘦又小而且上翘的嘴,嗓音又细又尖。

“真是个天大的打击,哈蒙夫人。您能想象得到。”她说。

“噢,我知道。”邦奇说,“那一定是个天大的打击,快请坐,我能给你们——噢,可能现在喝茶还早了一点儿——”埃克尔斯先生摆了摆他短胖的小手,“不,不,我们什么也不要。”他说,“我相信您一定是位心地善良的夫人,我只是想……噢……可怜的威廉说了些什么,您知道吗?”

“他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埃克尔斯夫人说,“我总觉得他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经历。自打他回家来,他就一直显得很压抑,也不爱说话。他曾经说这个世界不适合人生活,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期望。可怜的比尔,他总是这样忧忧郁郁的。”

邦奇盯着这对夫妇看了有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偷了我丈夫的左轮手枪,”埃克尔斯夫人继续说道,“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然后他好像是坐汽车到这儿的。我猜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他不会喜欢在我们的房子里自杀的。”

“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埃克尔斯夫人叹了口气说,“下判断已经无济于事了。”

又是一次短暂的沉默,然后埃克尔斯先生说:“他留下什么话了吗?临终遗言什么的,难道一句也没有吗?”

他那明亮的,更确切些说,像猪一样的眼睛谨慎地审视着邦奇。埃克尔斯夫人的身子也向前倾着,好像急切地要得到答复。

“没有。”邦奇平静地回答,“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就来到教堂寻求庇护。”

埃克尔斯夫人用一种疑惑的语气说:“庇护?我想我不是十分……”埃克尔斯先生打断了她的话:“圣所,我亲爱的,”他不耐烦地说,“那才是牧师夫人的意思,它是一种罪——自杀,你知道的。我认为他是想赎罪。”

“在他临死前他是很想说出一些东西的,”邦奇说,“但他只说了一个‘请’字就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埃克尔斯夫人一边抽鼻子一边用手帕将眼睛盖祝“噢,亲爱的,”她说,“这太让人受不了了,不是吗”“好了好了,帕姆。”她丈夫说道,“别再难过了。这种事情是谁也没有办法的。可怜的威利。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终于安息了。非常感谢您,哈蒙夫人。我希望我们没有打搅您,我们知道,牧师的妻子一定很忙。”

他们夫妇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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