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酒店》

第04章

作者:阿嘉莎·克莉丝蒂

(一)

我从旧维多利亚剧院出来,我的朋友贺米亚·雷可立夫走在我身边。我们刚看完“马克白”一剧。雨下得很大,我们穿过街道,跑向我停车的地方时,贺米亚不公平地说,不管谁到那家剧院去,一定会碰上下雨。

“就是这样。”

我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且说她只记得下雨的时候。我踩离合器的时候,贺米亚又说:“我在葛林德伯恩的时候,运气一向很好,我实在想不出除了完美之外还有什么,音乐、鲜花,还有白色的花坛最特别了。”

我们谈了一会儿葛林德伯恩和那儿的音乐,贺米亚又说:“我们要到都佛去吃早餐吧,对不对?”

“都佛?真是奇怪的想法。我还以为要去‘幻想园’呢。看完那出满是血腥和忧郁的‘马克白’,应该好好吃喝一顿。莎士比亚老让我想狼吞虎咽一顿。”

“是啊,华格纳也一样,至于我为什么说要到都佛,是因为你正朝那个方向开车。”

“这边要绕点路。”我解释道。

“可是你绕过头了,已经开到旧肯特路来了。”

我看看四周,不得不承认贺米亚确实像以往一样又说对了。

“我老是搞不清楚这儿的方向。”我歉然道。

“是很容易让人弄错,”贺米亚同意道:“都绕着滑铁卢车站。”

最后,我好不容易才开过西敏寺桥,我们又继续讨论刚才看的“马克白”。

贺米亚·雷可立夫是位芳龄二十八的美丽女子,她的五官十分典雅完美,一头深栗色的秀发盘在颈后。我妹妹老说她是“马克的女朋友”,可是她那种语气却总是惹我生气。“幻想园”的仆役热烈地欢迎我们,带我们到深红色天鹅绒墙边的一张小桌上。由于服务周到、气氛优美,这儿的生意一向很好,所以桌子隔得相当近。我们坐下时,邻桌客人高兴地跟我们打招呼。大卫·亚丁力是牛津大学的历史学讲师,他介绍了一下同伴,是位梳着流行发型的女孩。那种发型复杂得很,东突一块,西突一角,奇怪的是,梳在她头上却显得很适当。她那对蓝眼睛很大,嘴也老是半开着,她跟大卫所有女朋友一样,笨得很。大卫本身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但是只有跟傻乎乎的女孩子相处,他才能得到休息的机会。

“这是我的小宝贝芭比,”他介绍道:“这是马克,这是贺米亚。他们都是正正经经的饱学之士,你要多学学,才能赶上人家。我们刚看完‘只是为了开玩笑’,真是太棒了!我想你们一定刚看完莎士比亚或者易卜生的戏吧。”

“在旧维多利亚剧院看的‘马克白’。”

“我好喜欢那个戏,”贺米亚说:“灯光很有意思,也没看过安排得那么好的宴会。”

“喔,那女巫呢?”

“可怕透了!”贺米亚说:“真的。”大卫也表示同意。“好像有一种呼之慾出的哑剧成分,”他说:“他们都蹦蹦跳跳地,像千面魔王一样。总不能希望一位好仙子穿着闪亮的白衣服,用单调的声音说:你的邪恶力量是不会胜利的。最后,只有马克白才会疯狂。”

我们全都笑了,可是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大卫,却精明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起那天看的一出哑剧里,有邪神、魔王,对了——也有好仙子。”

“在什么地方?”

“喔,在查尔斯的一家咖啡店。”

“哈,你真是又聪明又时髦,对不对?马克。竟然也会参加查尔斯的社交圈,穿紧身衣的富家女,就在那种地方结交不起眼的男孩。芭比真该到那种地方去,对不对?小鸭鸭。”

芭比把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不喜欢查尔斯,”她辨道:“‘幻想园’比那边好太多太多了!有这么棒的餐点。”

“很好,芭比,反正你也还不够有钱。再谈谈‘马克白’跟恐怖的女巫的事吧,马克。我知道要是我担任制作的话,会怎么塑造那些女巫的性格。”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卫在剧团中相当活跃。

“喔,说说看吧。”

“我会让她们看起来很平凡,只是一些狡猾安静的老太太,就像乡下的女巫一样。”

“可是这年头根本没有女巫了啊。”芭比瞪着他说。

“那是因为你住在伦敦,才会这么说。现在英格兰乡下的每个村子里,都还有一个女巫。山上第三栋茅屋里的布莱克老太太,小孩子都不许打扰她,别人也常常送她鸡蛋或者自制的糕点,因为要是你惹火了她,你家的牛就挤不出奶来,洋芋收成也会一塌糊涂,要不然小强尼就会扭伤脚。虽然没有人在口头上说不能得罪布莱克老太太,可是每个人‘心里’全都明白!”

“你真爱开玩笑。”芭比绷着脸说。

“不,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实,对不对?马克。”

“可是知识一天天进步,教育也越来越普及,根本没有人会再迷信那些了。”贺米亚用怀疑的口气说。

“可是乡下就不一样。你说对不对?马克。”

“你说的也许没错,”我缓缓地说:“不过我也不敢肯定,因为我没在乡下住过多久。”

“我不懂,你怎么能把女巫塑造成平凡的老太太。”贺米亚对大卫说:“她们当然有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

“可是你想想看,”大卫说:“这就跟发疯的情形差不多。要是有一个人又吼又叫,全身都是稻草,歪歪倒倒地走来走去,那根本就不可怕。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替一个在精神病院做事的医生送个口信,我在房间等他的时候,对面有一位看起来很亲切的老太太在喝牛奶。她随便跟我聊聊天气,然后忽然俯身向前对我低声说:“‘埋在火炉后面那个可怜的孩子,是不是你儿子?’”然后她点点头,又说:‘晚上十点十分整,每天都很准时,你要假装没有看到血。’

“就是她那种煞有其事口气,叫人不寒而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火炉后面‘真的’埋了人?”芭比问。

大卫没理她,又说:

“再说那些灵媒,一下精神恍惚,一下在黑黝黝的房间里又敲又打的,最后坐起来拍拍脑袋再回家吃一顿有鱼、有洋芋的晚餐,看起来就是很平常、很愉快的女人。”

“这么说,你认为女巫只是几个有预知力的苏格兰老太太,悄悄运用她们的巫术,绕着一口大锅子念咒,召唤一些鬼魂,可是表面看来却和平常人一样罗?噢——这倒是满吸引人的点子。”

“但愿你能找到替你演这种角色的演员。”贺米亚冷冷地说。

“你说得对,”大卫承认道:“只要剧本上有一点疯狂的暗示,演员马上就会很卖力的演出,要是有暴毙的情形也一样。可是没有哪个演员能安安静静地倒下去死掉,一定要咆哮、跌倒、翻眼睛、喘气、捧着心脏、抱着头,很夸张地演出才过瘾似的。说到表演,你觉得费尔丁的‘马克白’怎么样?批评家对他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梦游之后那一幕跟医生在一起的戏好可怕,”贺米亚说:“‘你不能帮助一个有病的脑子吗?’他让我发现一件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他真的是在命令医生杀她,可是他又的确爱他太太。他把畏惧和爱之间的挣扎完全表现出来了。‘随后你也应该死了。’是我所听过的最沉痛的话。”

“要是莎士比亚看到他的剧本被人这么演,也许会觉得很意外。”我冷冷地说。

“我想,波贝吉公司已经减少了很多他原著的精神。”大卫说。

贺米亚喃喃说:“演出者永远有办法让作者觉得意外。”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一个什么叫培根的人写的吧?”芭比问。

“那种理论已经过时了,”大卫亲切地对她说:“‘你’对培根还知道些什么?”

“他发明火葯。”芭比得意地说。

大卫看看我们,然后说:

“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女孩了吧?她知道的事老是很出人意料。亲爱的,是法兰西斯,不是罗杰。”

“我觉得费尔丁扮演第三个凶手很有意思。以前没有这种例子?”贺米亚问。

“我想有,”大卫说:“那时候多方便啊,只要想除掉一个人,随时可以找到替你动手的凶手。要是现在还能这样,那就有意思了。”

“可是还有啊,”贺米亚辨道:“那些地痞流氓什么的,像芝加哥就有。”

“喔,”大卫说:“我指的不是那种人,我是说一般人想除掉某个人——例如生意上的劲敌、老不死的有钱姑姑等等。要是现代人能打一通电话,说:‘麻烦派两名杀手来好吗?’那该有多方便。”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可是如果真的想那么做,也有办法,对不对?”芭比说。

我们不解地看着她。

“什么办法,宝贝?”大卫问。

“喔,我是说,也有人办得到……像你说的,跟我们差不多的普通人。不过我猜费用很贵。”

芭比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看来天真无邪,双chún也微启着。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大卫好奇发问。

芭比似乎很困惑。

“喔——我想——我弄错了。我指的是‘白马’那种事。”

“白‘马’?什么样的白马?”

芭比红着脸,垂下眼睛。

“我好傻,我——只是听别人说过——不过我完全弄错了。”

“来,吃点布丁。”大卫体贴地说。

(二)

每个人大概都有过一种奇怪的经验,就是听到一件事之后,往往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又碰到一次。我这回就是。

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我过去接。

“福来斯曼七三八四一。”

电话那头传来像是喘息的声音,对方上气不接下气,但却很坚定地说:

“我想过了,我会去!”

我迅速动动脑筋。

“太棒了,”我一边拖延时间道;“噢你——是——”

“毕竟,”那声音说:“总不会被雷击中两次吧!”

“你肯定没打错电话吗?”

“当然,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不是吗?”

“对了!”我说:“你是奥立佛太太。”

“喔,”那个声音说:“原来你刚才不知道我是谁啊?我根本没想到。我说的是罗妲的园游会,如果她希望我去,我就去。”

“你真是太好了,他们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不会有宴会吧?”奥立佛太太问。

她又说:

“你也知道,那些人明明看到我在喝姜酒或者蕃茄汁,没有在写作,偏偏还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在写作?’又说他们喜欢我的书,这话当然很讨人喜欢,问题是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要是我说:‘我很高兴。’听起来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一样陈腔滥调。嗯,事实当然没错。你想他们不会要我到‘粉红马’去喝点东西吧?”

“‘粉红马’?”

“是啊,白马,我是指酒店。我对酒店实在很没办法,我可以勉强喝点啤酒,可是会觉得很难过。”

“你说的‘白马’到底是指什么?”

“有一家叫‘白马’的酒店,对不对?或者是‘粉红马’,不过也许是在别的地方,只是自己胡思乱想。我有时候真会乱想。”

“鹦鹉怎么了?”我问。

“鹦鹉?”奥立佛太太似乎十分迷惑。

“还有蟋蟀。”

“说真的,”奥立佛太太威严地说:“我看一定是弄昏头了。”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还在想这二度听到的“白马”时,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索马斯·怀特律师,他告诉我,我教母海吉斯——杜博夫人在遗瞩中,准许我从她的藏画中挑选三幅。

“当然,没什么特别值钱的名画,”索马斯·怀特先生用十分忧郁的声音说:“不过据我所知,你曾经表示过欣赏死者所收藏的一些画。”

“她有几张很好的印度风景水彩画,”我说:“我想你一定写信通知过我,可惜我忘了这回事。”

“不错,”索马斯·怀特先生说:“可是遗嘱各条款已经开始实施,执行委员也在安排出售她在伦敦的屋子,要是你最近能抽空到爱拉斯米尔广场来一趟——”

“我现在就来。”我说。

看来,这不是个适合工作的早晨。

(三)

我把挑选出的三幅水彩画夹在腋下,离开爱拉斯米尔广场四十九号,几乎立刻撞上一个正要进门的人。我们彼此道歉之后,我正要叫计程车,忽然想起什么,马上转身问对方:“嗨——你不是柯立根吗?”

“是啊——你——对了——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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