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小青的霍桑探案

作者:程小青

作者:范伯群

  为编选出版 《程小青文集》,文夫同志嘱我写一篇评价文章。我是乐于承担的。我自小读过不少霍桑探案小说,虽然还谈不上是“霍迷”,但有时也曾为此废寝忘食,非要到水落石出,浮一大白,方肯释卷。可是,几十年的时光的冲蚀,大半早已忘却。这次为写文章,总要重新阅读一过。岂知在“温故”之中,又有“知新”。这“故”是指老印象;自从我搞文艺评论工作以来,虽未对程先生的作品发表过具体意见,但在头脑中总有~个既定印象;这是一种通俗小说或是一种通俗的消闲小说。但工艺番“旧地重游”,却产生了新感触。所知合会新”是在程先生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他一生中有着严肃的追求意向。因此,更增加了我写评价文章的兴会!
  在半个世纪之前,中国的确有过不少“霍迷”。程小青写道:“我所接到的读者们的函件,不但可以说‘积纸盈寸’,简直是‘盈尺’而有余—…·他们显然都是霍桑的知己——‘霍迷’。”①侦探小说在广大读者中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它与其他小说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动之于读者的“情”,而且还诉诸读者的“智”。它需要读者伴随作品情节的开展,‘进行一种理智的活动,即在作品提出的种种疑寨面前,运用科学的方法,与作者一起去观察、探究、集证、演绎、归纳和判断,在严格的逻辑轨道上,“通过调查求证、综合分析、剥茧抽蕉、千回百转的途径,细致地、踏实地、实事求是地、一步步拨开鲢障,走向正鸽,终于找出答案,解决问题。”②侦探小说的特点就在于逻辑推理,对一件扑朔迷离的案情,通过推理来排云驱雾,破除重重疑团,得出合理的答案。所以,在国外,侦探小说又名“推理小说”。侦探小说应该是“移情”和“启智”两者并重的,而且往往寓“启程”于“惊险”和“情趣”之中,从而产生特有的魅力。这种魅力就是产生“福(尔摩斯)迷”或“霍(桑)迷”的诱因。侦探小说应该是文学与科学杂文而成的特异品种。
  侦探小说的发韧虽可追溯到1841年美国作家艾德加·爱伦·坡的杜平探案第一篇———《麦格路凶案》。③但程小青却师承英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据案》。范烟桥曾评价说:程小青“模仿柯南·道尔的做法,塑造了‘中国福尔摩斯’——霍桑,……是纯粹的‘国产’侦探。”④当时,在国内专写或兼写侦探小说的作家,不下半百,但是像程小青那样各毕生精力于推理小说的,确也不可多见,而他的成就确胜过当时的中国同行。所以有人说:“在这寂寞万状的中国侦探小说之林中,他的“独步’真是更为难得而更可珍重了。”⑤
  程小青的创作动机是严肃的。他既反对描写超人式的英雄,又不渲染色情与暴力。从他的正义感出发,将霍桑作为一个智慧的化身。一方面,程小青是一位认真的、正派的侦探小说家;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模仿多于创造的侦探一、说我他在整体上模仿“福尔摩斯探案”的“大框架”,霍桑和包钢的关系就脱胎于福尔摩斯与华生的搭配;但在局部中却发挥了一定的创造性。在整体建筑的一雕梁一画础中,也匠心独运,若干具体案情,自有他的新意。
  1841年的《麦格路凶案》到 1887年的《血率研究》,柯南·道尔集西方侦探小说之大成,使侦探小说定型化了,或者说模式固定化了。程小青现身说法这:“譬如写一件复杂的案子,要布置四条线索,内中只有一条可以通到块发真相的鸽的,其余三条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线,那就必须劳包先生的神了,因为侦探小说的结构方面的艺术.真像是布一个迷阵。作者的笔尖,必须带着吸引的力量,把读者引进了迷阵的核心,回旋曲折一时找不到出路,等到最后结束,突然把速降的秘门打开,使读者豁然彻悟,那才能算尽了能事。为着要布置这个迷阵,自然不能不需要几条似通非通的线路,这种线路,就须要探案中的辅助人物,如包朗、警官、侦探长等等提示出来。他提出的线路,当然也同样合于逻辑的,不过在某种限度上,总有些阻碍不通,他的见解,差不多代表了一个有健全理智而富好奇心的忠厚的读者,在理论上自然不能有什么违反逻辑之处的’,③
  这是程小青时侦探小说定型化的经验之谈,注释了他为什么也套用福尔摩斯和华生格式的原因。侦探小说虽有较为固定的模式,但读来却并不觉得单调化、划一化、公式化,就像万花股中随着彩色玻璃珠的滚动,幻出各各不同的图案一样。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也总是多线索、多嫌疑犯的错综矛盾的结构。总是在嫌疑与排除、矛盾与解脱、偶然与必然、肯定与否定、可能与不能、正常与反常的对立之中开展和深化情节,几经曲折反复,最后落实到似乎最不可能、最意外的焦点上,令读者瞠目结舌。此时作者却为此而作出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使读者口服心服。侦探小说的最大魅力就在于组织之严谨,布局立致密,脉线之关合等技巧的自如运用。程小青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功力的。他的作品在“启智”的悬念中使读者进入迷宫,而在“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豁然开朗。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培养“霍迷”。
  据程小青自述,霍桑的命名由来是非常有趣的。民国初年,他参加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征文竞赛.写了一篇侦探小说《灯光人影》,为其中的侦探取名“霍森”。或是编者的篡改,更可能的是排字工人的误植,印出时被改名“霍桑”。程小青也就以误就误,陆续写起“霍桑探案”来。
  在程小青笔下的霍桑并不是万能的超人,书中人曾当面恭维他是“万能的大侦探”。霍桑的回答是:“什么话!——万能?人谁是万能?”程小青塑造的霍桑,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私家侦探,是程小青理想中的英雄。程小青曾为霍桑立传,写过《霍桑的童年》一类的文章,在《江南燕》等探案中,也着重介绍过他的身世。程小青将霍桑原籍设计为安徽人,与程小青的祖籍相同。设计包朗与霍桑在中学、大学同窗六年。后来包朗执教于吴中(这也与程小青任教于东吴附中暗合),霍桑因父母先后谢世,“了然一身,乃售其皖省故乡之薄产,亦移寓吴门,遂与余同居。”不仅褒赞他学生时代具有科学头脑,对“实验心理变态心理等尤有独到”,而且介绍他“喜墨子之兼爱主义,因墨家行使仗义之黄陶,遂养成其嫉恶如仇,扶困抑强之习性。”咱们对人物早年习性之设计与他成为大侦探后,蔑视权贵强暴,同情中下阶层的正义感,具有承袭关系。
  霍桑这一形象及其品质,是有许多值得称誉的地方。他有着敏锐的明察秋毫的观察力,踏实而孜孜不倦的调研作风,搜集一切足资证明案件实情的材料,进行精密细致的求证。他认为只有具备科学头脑的人,才有“慧悟”的本领,有“察微知著”的“恰佳”的智慧,才是侦探的最主要的素质。他从不指黑为白,更不冤屈无辜。恐吓的方法与他无缘,没有足够的证据,决不下武断的结论。他说;“我觉得当侦探的头脑,应得像白纸一张,决不能受任何成见所支配。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凭着冷静的理智,科学的方式,依凭实际的事理,推究一切疑问。因此,凡一件案子发生,无论何人,凡是在事实上有嫌疑可能的人,都不能囿于成见,就把那人置之例外。”③
  霍桑的这种优良的办案作风又与他的积极敢为、出生入死、百折不挠的精神紧密相连。他常常说;“希望同呼吸一起存在的。”③“绝蟹的字样在我的字汇中是没有的、”@程小青就是用这“智”与‘“志”相结合的性格作为霍桑形象的基本品貌。积小青笔下的霍桑对侦探工作有着巨大的热情,他之所以能取得常胜的经历,并不是因为他是
  ‘天通眼’或‘阴阳妙算’的仙人”,而是以科学的锐智和钢铁的坚志作为武器去战胜隐蔽的罪犯。他已将侦破作为他生活的唯一乐趣。他在承办困难重重的疑案时,就像如鱼得水一样欢快;没有疑案去统化的脑汁,反如洞辙之给有安。生命即将离去似的奄奄一息。他为排翁库、析疑团而奉献小青,一方面是“给这不平的社会尽些保障公道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定全是为着工作的趣味”。砾“我们探案,一半在乎满足求知的兴趣,一半凭着服务的使命,也在维持正义。”哈小青在写霍桑对侦探上作的巨大兴趣,以致步入了“着迷”的境界,是较为成功的。这也为霍桑这一人物的可信性提供了稳固的基石。如果说,当年有的读者成了“霍迷”,那么首先是因为霍桑是‘“侦探迷”;其次是因为送小青的“侦探小说创作慾”的旺盛,是个“侦探小说迷”。程小青毕生苦心孤诣,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东方福尔摩斯—一霍桑的形象。
  包朗这一“助手形象”在程小青看来是不可少的,似乎这也已成为正宗侦探小说所必需的“固定程式”。但是包朗实际上缺乏自己的性格特征。如果说霍桑是“主脑”型的,那么这位助手却成了作品中的工具,不仅霍桑要用他,更主要的是送小青要用他,因此,包朗是“工具”型的。当作品中布置假线以便将读者引入迷宫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包朗是将读者引入迷宫的“向导”。而使读者豁然开朗的则是主脑型的霍桑。在作品中,这位助手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霍桑“卖关予”的对象、霍桑要“卖关予”——其实是作者要制造“悬念”,就由包朗将疑点提出,而霍桑却又不愿坦率地回答。有时霍桑说自己尚无把握;或者说,再等半小时,真相必然大白。这样,“悬念”也就产生了。读者当然只有穷追不舍地阅读下去。而一旦霍桑引领读者出了“迷宫”,又少不得包朗从旁为读者做“注释”。所以,包朗既是霍桑的工具,更是程小青的工具,而且又是作者要他去做读者的工具。因此,包朗在霍桑探案中,是一个三用的工具,作用可谓大矣,但人物的性格却是不够鲜明的。
  程小青自幼武贫,在自我奋斗中又屡遭挫折,对旧社会他是憎恨的,但他缺乏一种彻底改造社会的信念。在通俗文学作者群中,有人写清官,有人颂豪侠,而程小青则塑造一个伸张正义的侦探。程小青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必然会反映到他的探案小说中去,而且非常自然地映象在霍桑和包朗这一对“莫逆交’”身上。
  霍桑与包朗对旧社会的不义与腐败是有一定认识的:“我又想起近来上海的社会真是愈变愈坏。侵略者的魔手抓住了我们的心脏。一般虎怅们依赖着夕一力,利用了巧取豪夺的手法,捧得了大众的汗血,使患意挥霍,狂赌滥舞,奢靡荒建,精成了一种糜烂的环境,把无量的人都送进了破产堕落之窗、结果因考生活的艰困,顽强的便极而走险,剧掠掳动的匪党跟着层出不穷,骇人听闻的奇案也尽足突破历来的罪案纪录。’”霍桑和包朗对当时的法律也有自己的评价;“在正义的范围之下,我们并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拘束。有时遇到那些因公义而犯罪的人。我们往往自由处置。因为在这渐渐趋向于物质为重心的社会之中,法治精神既然还不能普遍实施,细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们求得不本着良心权宜行事”。一方面他们看到正义和当时的法律是有矛盾和抵触的;另一方面他们又看不到统治阶级法律就整体而言,是维护统治阶级自身的一种工具。他们有时觉得这种法律是有问题的,所以不愿受其束缚;但他们仅仅认为这种法律的弱点是在于“呆板”,所以霍桑就对包朗说;“包朗,我们存一些儿慈悲心罢。法律是呆板的东西,对于人的行为的观念,只问有没有抵触条文。”油他们只想用“良心”和“慈悲心”来弥补法律条文之不足。
  霍桑和包朗作为私家侦探与官方警探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的两重性。包朗曾说:“现在警探们和司法人员的修养实在太落后了,对于这种常识大半幼稚得可怜,若说利用科学方法侦查罪案,自然差得更远。他们处理疑案,还是利用着民众们没有教育,没有知识,不知道保障固有的人权和自由,随便弄到了一种证据,便威吓刑遍地胡乱做去。这种传统的黑暗情形,想起来真令人发指。”前像这类对官方的指责,不失为是一种带有进步意义..(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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